社会文化是商业伦理的载体

2000前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机遇，秦灭六国宣告了法家的胜利。但是，法家本身就是个刚性的、低级的体系结构，只关注于“做什么”而不关注“怎么作”的问题，当然就无能力去关注“为什么”的问题。因此，这个体系结构，注定是短命的。而之所以能够支撑秦国的强大到统一全国，全赖其提出了一个让所有国民得以通过军功（如斩首5颗可升初级爵）和其他可精确测量的奖励制度（如农民生产超过定额可奖数额不等的金钱或生产用具）求上进的制度。总之，法家大概属于战略层次，还没有达到政治的层次，在统一后的中国，由于无仗可打，军功赐爵制和其他相关制度只能破产，而其拥护者----官吏和军人，的好战本质只能转嫁到百姓头上，结果可想而知。

西汉建立初期，皇室和社会主流的信仰倾向于道家（当时还不是宗教），但是，流传于当时的道家学说很少，只能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高级命题，既不能算是大众信仰，也无法作为现实的操作依据（其清净无为思想是反对积极进取实践的），在经历了一些大事（如匈奴入侵）后，不得不寻求其他解决方案。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斗争后，汉朝廷选择了儒家学说作为“怎么做”和“做什么”的理论依据。影响中国2000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算开始粉墨登场了。

    大约500年后，进入了隋唐时期，以道教为信仰、以儒家学说为行为规范的中国文化，其核心价值观和信仰体系被更先进的佛教所取代。其主要原因可能一般人没注意到，其实就是少数民族政权---北魏，在“根深蒂固”的汉文化面前，为了有利其统治“自然而然”作出的选择。历史也许就是这么奇怪，隋唐皇室也均为北魏贵族，是他们继续把佛教发扬光大，到了唐太宗的时候，大规模吸收佛教作为信仰基础更是上升到了国策的高度。

其后500年，佛教和儒家学说经历了持续不断的融合过程，其融合的产物就是“千姿百态”的禅宗，这个过程一直到北宋为止。北宋被灭后，当时南宋的禅宗山头林立，大多背离了大乘佛教的本质，转而与市斤低俗文化合流，格调和品位逐渐降低，文化的体系结构的完整性被严重破坏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独立的儒家学说在一批社会精英的倡导下得以中兴：“理学”诞生了。

应该说，理学一开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在随后的蒙元时代，上流社会掌握的是落后的文化，同时，当时的元朝廷有意识地采取了一些压制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策，使理学在其导入期必须要做的信仰体系重建的工作被迫流产。理学，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明清，只剩下了躯壳，而缺乏灵魂。本来，短命的元朝延续了不到100年明朝就兴起了，明朝廷是有机会在信仰层次对理学进行重建的。但是，不幸的是，遍观当时全世界，欧洲尚处于“中世纪”，即使有先进的信仰体系，在其社会进步程度远不如当时中国的情况下，欧洲的信仰和价值观是不能为中国师的。另外一个不幸，是因为明皇室从朱元璋以降的低文化水准，对文化创新是不重视的，更谈不上什么鼓励，甚至是打击的，比如对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王陆“心学”。相对于“理学”，“心学”反对把孔子神化，并将“自我”作为观察世界的出发点，迎合了工商业者的价值诉求。也许是民族的宿命，也许是偶然因素所决定，由于触动了孔子的神权，缺乏大智慧的明朝廷错过了引导“心学”以完善“理学”的机会，采取了粗暴的打击手段，把本来属于中国的文艺复兴，拱手让给了西方。从此后500年一直到清朝灭亡，中国文化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到上个世纪初，没有达到信仰高度而被神化了的儒家学说，再加上严重教条化的行为规范，成为了表面的中国文化。实际的中国文化，其实只是粗糙的道教（广泛的土地和城隍信仰）和严重退化的禅宗（寺院被只会念阿弥陀佛的和尚所充斥）。那时的中国，其实已经成了文化的沙漠。200年前，英国使者马革尔尼，在向英国国王陈述访问中国的经历时，做个一个总结“如果没有优秀的船长掌舵，中国这艘巨大和破船，随时面临沉没的威胁”。

从民国建立一直到1949年，虽然也涌现出一些社会精英，如陈独绣、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他们或者引进或者原创了一些先进思想，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被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困绕，大众信仰基础的重建工作一直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真正得以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开始为止。中国的大众信仰基础主要是毛泽东思想，行为规范则是“四人帮”的“造反有理”。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正常的信仰基础和行为规范，才开始了艰难的重建过程。从历史上看，中国有5000年文明，但从文明的体系结构看，现在的中国文化太年轻了。没有文化支撑的商业伦理，则更是幼稚，许多本来应该有的原则如“恶意价格战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以超低工资和高强度工作压榨工人对企业形象不利”不能得到自觉遵守。近年来，一些商业上的问题经常出现，许多人会批评政府，但是，我认为，一个文化根基浅薄的社会，给政府施展的空间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