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如何看待胡温十年

终于说实话了，中国人民如何看待胡温十年
2014-02-11 天下女神

一、从张维迎评述“胡温的十年”说起
不久前，大陆经济学者张维迎曾这样评论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是最好的十年；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是失去的十年。”——作为中国政经领域的资深专家，张对刚刚结束的胡温十年执政有着他自己的职业敏感和专业观察。就“体制改革”方面，他认为胡温执政十年无所作为，平庸保守。这个结论，就连胡温的权力继任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的王岐山也间接地承认：他和同事接手的是一个“旧制度”。那么，现在的旧制度到底有多旧？“破旧”的出路是什么？这里，我想展示一个标本，并作扼要的分析。

张维迎教授的评论委婉含蓄，点到即止。对于他的第一个判断“经济增长是最好的十年”，相信很多人会不以为然。例如为了“保八”，温家宝政府立马开四万亿药方，让中国经济迅速浮肿起来。所以“最好的增长”是虚胖，人们看得异常清晰。中国的经济数据好看，一是来自政府对“土地财政”的刻意运作，二是政府货币滥发，通胀严重。

二、击鼓传花的房地产炒作正在撕裂中国社会
胡温卸任的2013年，对比于胡温接手的2003年，中国城市的房价按每平方米的单价大约上涨了10倍，平均一年涨1倍。当听到有人准备拿150万在北京良乡买一套房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倒退10年，这笔钱能买10到13套原地同样大小的房子。对大宗商品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疯狂。它非常类似于“疯狂的郁金香”事件。“疯狂郁金香”据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投机泡沫事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金融泡沫案例之一。金融研究者引述资料说：“1636年，一棵价值3000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以交换8头肥猪、4头肥公牛、1张床外加1条船……”那么我们看，2012年、北京二环内，一平米的公寓房的价格轻易能卖到5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把楼内一张餐桌大小的面积卖出去，可以换回50头肥猪、或28头公牛、或1辆中型货车、或2辆面包车、或20,000斤大米……
当然，在中国大部分别的城市房价没有高到这个程度，折算的实物要打折扣。可即使打五折也是太高。与“疯狂郁金香”热炒不同：郁金香是当年荷兰人富贵人家的奢侈品，而房屋是当代普通中国人的民生必需品，两者影响范围大有差别。中国的房屋政策对官僚阶层以外的数亿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无尽苦难。

张维迎的第二个判断“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很多案例似乎在印证这个结论。我们看到，人民如蚁群一般密集地进京上访。而促使人们上访的突出起因是征地。而在建设部的上访人群中，由土地引发的上访更是高达七到八成。在胡温任内发生、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的太石村事件、钱云会事件、乌坎事件、三访民王府井自焚事件……都是因为征地纠纷引发。与之相对应的，人们反复看到的官民紧张对峙的景象：两列队伍。一列，是动辄上千“武装到牙齿”的武警，在坚定捍卫政府的征地秩序；一列，用锄头、铁锹、液化气罐等家庭用品“武装”起来的农民队伍，在坚定捍卫他们的土地。

政府对征地的积极性，来自它对“土地财政”的追求。中国房地产业内人士任志强说：政府从房价利益链条中分得的利益，比重超过了七成，这太恐怖！一个本该是为民服务、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政府，沦落到赤膊上阵、一心搞钱的政府。有意思的是，张评价胡温执政是“最不和谐十年”，这话让胡温听了不知做何感想。当初胡温自建立组合伊始，提出的首个执政目标就是“建设和谐社会”。——有时候，历史就是这么讽刺。

三、谁是历史上最悲催的“房奴”群体？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房价像脱缰的野马狂飙突进。这十年，既有赚得盆满钵满、风光无限的马背骑士，相应的，也有被马群铁蹄踩得遍体鳞伤的倒霉人群。后者就是那些一买房就卷入一二十年还贷周期的购房者，他们自称“房奴”。“房奴”群体的构成是复杂的。其中最悲惨的，无疑是正在进城的农民。

1949年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共政权严禁农村居民进城工作生活。农民像蓄奴制一样被禁锢在农村受穷，被迫操持祖先在一两千年前就发明出来的原始农具，修理地球，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是中共统治下处境最悲惨的苦主。习近平、李克强这些跟农民有过短暂“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历的知青一代，对此景象应该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毛时代，政府为城市人口无偿提供住房、工作、教育、运动场地等一系列设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到九十年代初，中国搞房改，城市居民基本不花钱、或者象征性的交个几千元，国家以前配给家庭的住房就成为私人所有，领取房产证。这些早期生活在城镇的人们获得一套房子，付出的代价大概相当于一个家庭半年的积蓄。这是一种政策红利、出身红利。当这些房屋可以用货币估值、可以在：市场流通的时候，那些大中城市的居民欣喜发现，仅这项住房红利，今天可以轻松兑现百万现金、或百万的两三个倍数。它相当于政府给了每户市民家庭送了一辆、或几辆豪华“奔驰”。它是政府给“早期进城者”的多项福利中的一项。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作为“后期进城者”，农民得到了什么。在1980年年代，邓小平打开城市大门、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进城时，农民啥都没有，——除了无穷无尽的磨难。对后进城的“进城务工者”来说，分房已成往事，想住房得靠买。要买套以前市民分到的那种房子，即便不吃不喝、拿出全家人一辈子的在城里“打工”所得的积蓄，也绝对买不下来。——这是一种人为的、巨大的制度不公！对那些凭借高考进城上学、工作的农村子弟来说，也是如此。开始，政府不让他们的父辈进城，进来就“严打”，这是第一个悲剧；后来让进了，但是想安居，必须掏出他一生的积蓄、或一个家族的积蓄。许多农村大学生就是靠农村父母卖粮、卖牛的钱，获得在城市首套房的首付款的。而本来应该报恩与孝敬母亲的钱，也以月供的形式通过银行，源源不断地“输血”进了政府——这个冷漠的、所谓“祖国母亲”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