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疫中的社会拯救

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是中国历史上瘟疫发生最为频繁、规模最大、对社会的危害也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其中万历七年（1579年）至万历十六年（1588年）和崇祯六年（1633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两次瘟疫不但蔓延大江南北，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流行，而且持续时间甚至长达十一二年，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和巨大的社会破坏。对于这两次瘟疫，史称明末大疫。

在明末大疫中，崇祯年间的瘟疫传染更快、死亡率更高，如河南商水县“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算”。开封府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据粗略估算，崇祯年间的瘟疫，死亡率竟然高达80—90%。对于这种传染极快、死亡率奇高的瘟疫，当时民间俗称为“探头瘟”或“探头病”，寓意“一探头即染病死也”。

然而明代自嘉靖以后，国力衰微，医疗制度也是乏善可陈，连承袭宋元时期的惠民药局也大多废弛。这样大疫袭来之时，官府往往束手无策。尤其要命的是，对于遍地汹汹的疫情，明王朝中央政府始终置若罔闻，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万历十八年（1590年），吏部员外郎邹元标上疏直谏，就发出了“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的质问。不过，明末的个别地方官员从关心民瘼出发，还是积极投身于对瘟疫的救治中。比如，句容县的县令陈于王就捐出官俸，在崇仁寺设办药局，聘请医生每天轮流坐诊。夏秋之交，这位陈县令还要组织当地的医生到辖境内的16个乡镇进行巡诊。

然而像陈县令这样富有使命感的地方官员毕竟是少数，当时大多数官员都是苟保禄位，疫情严重时无非散发些药物聊以塞责。而且地方财政的匮乏也为官方的医疗救治带来了困难。于是，在明末的大疫中，地方士绅充当了社会拯救的主导力量。致仕官员祁彪佳在退隐家乡绍兴期间，多次在当地组织药局为乡民施医给药，还为药局规定了应付瘟疫的条章。据说1636年这年，从6月到9月，前后有一万多人来药局求医。文人杨东明联合地方富户，在家乡河南虞城设立了以施药为主的“广仁会”。除了参与救治，浙江桐乡等地的士绅还出资掩埋尸体，设立义冢，以净化环境，减少瘟疫的传播。

作为与瘟疫接触最多、直接展开斗争的群体，医生以自己的职业感和使命感，成为这场社会大拯救的中坚力量。江南名医吴有性结合行医的实际经验，写出了著名的《瘟疫论》，在探讨瘟疫的病原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万历十六年（1588年），安徽休宁县大疫，名医余淳“出秘方，全活不可胜计”。在福建建宁府，面对扑面而来的瘟疫，医师黄至不但全力医治，还捐资施药。

由于明政府对瘟疫救治的消极和不力，明末同瘟疫的斗争主要由社会力量来承担。虽然当时的医疗水平、医生数量严重不足，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也非常有限，但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尤其是江南一带，这种社会化的民间拯救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那些救死扶伤的医生们的身影，更是给病痛中的人们带来了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