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聪援塞志愿服务工作感想

2006年12月,作为区卫生局团委副书记的我接到上级团委的一份关于广州团市委承办援外志愿服务的通知,其中包括招募7位医务人员,我一方面积极下发通知,鼓励更多青年团员投身志愿事业,另一方面准备好自己的相关材料,报名参加.因为这个项目给予我一个实现人生理想的机会,千载难逢.作为一名援外医疗人员到第三世界国家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不正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吗?我毅然提交了报名表,或许是因为我的热情,又或许是我在求学时期和工作后的大量志愿服务经历,在通过心理能力测试,笔试,面试和政审等考察后,我荣幸地和其它9名广州的优秀青年代表一起,当选为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回后,为实现温家宝总理在5年内向非洲派出300名志愿者的承诺的首批援非志愿者.我们的服务地点是塞舌尔—印度洋上的璀璨明珠.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了11月,想起10个月前背着行装,从万里之外的祖国越过大洋,来到塞舌,当飞机徐徐降落在塞舌尔国际机场的那一刻,我的心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有机会能代表祖国,来到友邦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忐忑的是对自己能否在这个陌生国度顺利开展工作和生活的一丝担忧,还有就是我这个从没离开过家乡的大孩子对祖国亲人的怀念.10个月了,忽然到了快要说分别的时候了,由刚开始的陌生兴奋尔忐忑,到后来的适应平和与坦然,再到现在的熟悉不舍和留恋,时间过得很快,但又象过得很慢,因为在塞舌尔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的充实,那么的令人难忘,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也长大了很多.
25岁的内科专家
我与另外6位医护人员在来塞后被安排在塞舌尔最大也是唯一的一间综合医院—维多利亚医院工作,在国内从事内科临床工作的我在这里也是做回”老本行”,虽说是本行,但对于在国内只有一年半工作经验的我,要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语言和医疗体制环境下从事极高风险的医疗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因为国内和国外的医学教育体制不一样,国外医学生拿到医师资格的时间一般比较晚,当我第一天来到内科工作的时候就发现,我是全科年纪最小的一个医生,甚至比几位实习医生的年纪还要轻.当内科主任捷克人乔治,一位工作认真严谨甚至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的白人老头,知道我只有25岁的时候,他很是惊讶,当我向他询问值班的问题时,他告诉我,拿着这个值班电话是要指导全塞舌尔的内科疾病诊疗工作,处理全医院的内科急重症情况,你要先在内科病房锻炼一段时间再说吧.言语中透露出来的不信任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尽我的能力,表现出我们中国年轻医生的风采,于是我每天都泡在病房里,积极处理病房的各种问题,在处理病人的时候一边学习医院的各项制度和处理规范以及各种医疗文书的书写,一边适应全英语的工作环境,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及时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向其它医护人员讨教,很快,我和另一位年轻的中国医生彭锐已经能熟悉的处理内科的各种临床问题,我们的态度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主任也是看在眼里.在我们开始工作的第二个月,主任在交班的时候就问我们,你们准备好值班了吗?我们异口同声的说,可以,由次,来自中国的25岁年轻医生就担任起全塞舌尔最年轻的内科学专家了.
与艾滋病人的零距离接触
在现代社会,艾滋病已经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与毒品,同性恋,性滥交,血液制品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WHO的统计,2006年全球新增HIV感染者及艾滋病人430万人,全世界共有3950万人为艾滋病人或者HIV携带者.在国内,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艾滋病的病人,但由于我原来的单位并不是相关的专科医院,所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然而相对而言,艾滋病在非洲的发病率则远远超过世界上其它所有的大洲,塞舌尔虽然远离非洲大陆,但是由于各种社会问题,艾滋病的感染率也一直居高不下.我们在从事内科的门急诊工作的时候就经常接诊到艾滋病患者,他们有些是因为是共用针筒注射毒品感染的,有的从性伴侣方面感染的,但无论如何,作为医务人员,我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地去看待艾滋病人,因为作为专业人士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艾滋病地传播途径和预防方法,并应该把这些知识向人们宣传,和艾滋病人日常地接触和交往是不会受到感染的.我自己就有这样一次亲身的经历,在一次急诊的内科会诊当中,我接诊了一位身材高大的黑人病人,他的英语很标准(当地人以说克里奥语为母语),穿着得体,进门后就跟我握手和问好,之后他开门见山的跟我说,他是HIV携带者,他之前是因为和别人共用针筒注射毒品而感染的,他告诉我现在已经把毒瘾戒除了，现在正在接受控制HIV病毒复制的治疗。他这次来是因为这两天有点发热和咳嗽，在地区诊所接受治疗后没好转，于是来看看专科医生。我认真地想他询问了病史，认真得听了心肺，仔细看了咽喉与扁桃体，摸了浅表淋巴结，考虑只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给他开了抗生素与解热阵痛药的处方，并告诉他没有大碍。他离开的时候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谢谢您，张大夫，平时很多人甚至是一些医护人员知道他是HIV携带者都敬而远之，您的认真和敬业精神让我感动。
中国精神病人的好朋友
塞舌尔的首都维多利亚是一个繁忙的港口，这里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渔船、货船和邮轮，由于长期海上生活的枯燥和工作生活压力，有不少船员会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5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值班，值班手机响了，是来自医院精神科的一个会诊要求，电话那头的精神科大夫气喘吁吁的跟我说，精神科里刚刚送来了一个精神错乱的中国籍男子，他是被一艘外国渔船的人送来的，但没有留下任何的身份证明和资料，病人情绪非常激动，又无从通过语言得知他的素求，他们知道内科有新来的中国医生，所以想请求协助。我迅速小跑来到精神科病房，只见三四名医院保安人员正用力试图把一名约20出头的中国人摁在床上，旁边的一名护士正试图给他注射镇静药物，而那个小伙子却在不断的挣扎，口中不断的大骂着，虽然从他口中说出来的尽是一些难听的话，但我也由此判断出那是带北方口音的普通话。我立即上前去，握着他的手，说“嘿，哥们，怎么了？”这一句乡音似乎起到出乎意料的效果，他马上把头转向我，手紧紧的抓住我，大声的喊着“他们打我、他们打我！”“你不要激动，他们都是医生护士，大家都想帮你，不会害你，更不会打你”我示意围在旁边的保安稍微向后退，而我则试图尽一步稳定他的情绪，“你渴了吗？饿了吗？”“牛奶，我要喝牛奶”我把他的诉求用英语给当地的医护人员翻译了一遍，护士马上递来了一杯温牛奶，小伙子大口大口地喝着，可能因为满足了，有可能是之前的挣扎累了，一会他就睡着了。精神科的大夫对我非常的感激，但他们跟我说，病人的身份还没能确认，他们希望病情稳定之后能查到他的确实身份，以送他回中国老家。于是之后的一段时间，无论是否值班，我都会抽出一段时间来到精神科和这位中国小伙子聊天说话，他的病情也逐渐好转起来。从交谈中我得知他是从北方一个小县城出来的，在进医院之前是在一条外国渔船上做水手，由于海上的艰险和寂寞，加上同船其他船员的虐待，他出现了精神错乱的现象。我把这些情况都反映给精神科的医生。这样过了一周，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碰到一位精神科医生，他告诉我，通过各方的努力，已经和小伙子的家乡联系上了，他已经在回中国的飞机上了，临行之前，那小伙子还念叨着你的名字“张大夫，张大夫”，看来你是他在这里最好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