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两种神化都不够合理！

鲁迅是被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神化的人物角色之一。就这么一个造神，中国大陆的青年人才知道一个民国时期的鲁迅，有所谓的“弃医从文”寻找救国真理，有所谓的“用文学骂醒睡着的中国人”，而让更多人记住的，大概还是鲁迅那个“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两种中国人划分的“骂格言”。新文化运动以来，绝大多数致力于民主宪政（或民主共和）的中国学者、进步青年，他们都存在一种反传统的阴影，喜欢把鲁迅的这种谩骂中国人是“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当作依据。鲁迅喜欢骂人，这已经是常识了，其所谓的“启蒙”中国人，就是从人性优劣的角度去说事，把中国人在帝制社会的“臣民忠诚、服从皇帝”解释为中国人的奴性和软弱，然而堂而皇之地认为西方人都是天然好斗的，是天然善于反抗的。鲁迅的这种直觉，对于处于革命形势下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这也应该是具有唤醒人的功能，无异于毛泽东说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人带来了救国真理”。于是，鲁迅被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塑造为一座有益于革命情怀的大山形象。

神化了鲁迅，所以49年后的中国大陆地区就出现了“言必鲁迅”标准的现象。青年人大多被鲁迅的先进事迹所感染，被鲁迅的“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所折服。但是，鲁迅真有这么牛气吗？

事实上，民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孤独的鲁迅。无独有偶的另外一个人，他与鲁迅走的完全是不同的道路，他主要不去谩骂、批判中国人，更不把中国人塑造为“奴隶”、“奴性”性格，而是把这些当作结果，然后找到结果的前因，也就是制度问题。这个人是谁呢？胡适先生！胡适先生的思想启蒙，他主要从自由主义、分权政治去阐述，文章里的人性分析极其难见到，更无法看到他像鲁迅那样谩骂中国人。

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健将，都是搞所谓的思想启蒙，一个注重人性的优劣，一个注重制度构建，他们两个人的影响在49年以后就成为了泾渭分明。鲁迅在大陆地区有巨大的影响，所以大陆的人们总是离不开鲁迅的那种看法；胡适先生在台湾地区有巨大的影响，所以台湾的人们看问题总是难以回避胡适先生的制度论调。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几十年以后，人们容易发现，大陆人的人性不但没有净化，反而更加没有儒家的德性，民主政治也长期构建不出来；台湾人的人性不但保留了中国传统的美德，而且还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享受自由民主。

批判人性的人，也就是鲁迅一类人，他们虽然在从事所谓的启蒙，推倒旧秩序，打倒孔家店，但他们内心世界或认知的骨子里，其实未必有一个合理的新秩序。他们构建不出来的新秩序，又在思辨上认可了中国古代的“圣人政治”“贤人政治”观，也就是说鲁迅谩骂中国人的奴性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贤人、圣人政治”主张——因为他是构想在人性基础之上的政治主张。而且，由于这一系的批评人性优劣的人在实际政治上没有为中国提出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形式、人性善恶等等理论），所以在该思想的影响下，革命后的新秩序必定无法找到出路，它要么重演中国帝制社会，要么走向迷茫秩序。

说了这么多鲁迅与胡适先生的东西，好像到现在也没有与毛泽东的两种神化产生关联，是不是二者根本就没有关系呢？实则不然。现在，我就要对此进行探讨了，而且正是从人性、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

在中国大陆，对毛泽东的看法至今没有停息，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是特别明显的。一种是歌颂毛泽东的神化，这主要是官方和毛派代表；一种是追求真实毛泽东的神化，这主要是自由民主代表和历史真相追求者。对于前一种神化，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直觉、直观思维都可以一眼看出来，大家看到赞美、歌颂毛泽东的字眼，也就明白了意思。因此，在此不去深究。我在此要特别去分析后一种情况，也是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事实存在。

要说真实或真相毛泽东的神化，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么一种流行的说法，也是我多次看到的，内容是：

五位副主席点评毛正主席：刘少奇主席：“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 林彪主席：“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功为己，过为人。” 叶剑英主席：“文革整了一亿人，整死二千万人浪费八千亿元。” 李先念主席：“文革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陈云主席：“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破坏民主集中制；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

在这些所谓的“副主席点评毛正主席”里面，表面看起来是完全属实，但一个事实的问题却被搁置或隐藏起来了，也就是这些副主席都是和毛泽东一样的环境——同一专制政治体制。因此，他们所评的毛泽东，都抹去了这个体制的因素，都喜欢把问题推给某个人。如果我们把这个评价放置于鲁迅与胡适的主张里，其无疑属于鲁迅模式，也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贤人、圣人政治”。

把问题都推给毛泽东，那专制制度在这里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好像没有人看得清，也难以说清。毫无疑问，毛泽东在这个专制制度上做了这些事，而且这些事对大陆中国的社会影响的确不太正面，给大陆中国人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和悲剧，但如果我们抛开专制制度去看毛泽东，那也有失公允。比如，同样是副主席，他们最初是追随毛泽东，积极推动毛泽东的各项运动政治，难道这些人的“助纣为虐”就可以忽视吗？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没有众人的推动和积极参与，毛泽东的运动政治可以制造出那么多的灾难和惨剧来吗？可是，如果要继续深追踪下去：为什么这些副主席等下属都必须严格去执行毛泽东的运动政治，甚至他们最初就明明知道毛泽东的主张是错误的却还要去执行？显然，这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是政治上的集权、权术和权欲让这些下属不得不去服从和执行。因为众人拾柴，所以毛泽东的错误被无限扩大到整个大陆地区，也就导致了历史的巨大惨剧，如叶剑英指出的“文革整了一亿人，整死二千万人浪费八千亿元” 。

在专制制度上，人性虽然有善也有恶，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有自己的私欲，有自己的利益，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自私欲望，毛泽东的下属官员们只能选择服从毛泽东，这也就导致了鲁迅指出的“奴性”“奴隶”现象。而且，就这个问题，我们去看西方，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都曾经存在一样的问题，普通的民众根本无法抵抗强大的政府权力，出于各种原因而被迫选择“奴性”的服从、顺从。但是，我们却极少看到中国人或西方人去批评德国人、意大利人的奴性或奴隶情结。中国人天生就奴性？西方人就始终保持反抗？对比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德国和意大利，我们也看不出来嘛。反观西方民主政治，普通民众根本不需要对国家元首或政府总理服从顺从，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还可以去监督官员。于是，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恰好相反的现象出现了：民主政治下的官员得听普通民众的，官员不得为非作歹；专制下的官员却是要求民众必须听从自己的，官员可以任意妄为。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归纳：毛泽东所做的这些恶，所产生的悲剧，制度是第一因，其个人的人性邪恶一面是通过这个专制制度作用出来的。我们还可以说，专制制度可以把人性恶的一面发挥极致，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保障官员的私心私欲；民主政治却是不断地限制人性恶，可以尽量地约束官员的私心私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