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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中国式公益”？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10-07-13
如今大鳄或商团“捞了一大把”后就宣布“慈善了”似乎成了一种时髦，而且语感有时也和“俺要从良”差不多。问题是，一旦慈善家或者机构宣布“慈善并赚钱着”，板砖就雨点而下，口水就如潮而来:要名要利，是何居心？！
赚了钱最好去做点公益慈善，反过来，做公益慈善可不可以赚钱？在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联合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举办的2010社会企业家技能(南京站)培训班上，这个问题让学员很纠结——他们来自上海、南京、山东、云南、温州、海南岛等地，2/3的人在非营利性机构工作，涉及领域包括:环保、养老、助残、农村建设等。
类似的问题，经济学家茅于轼在4年前也问过:大的慈善机构手里往往掌握着巨额捐赠资金，如果能干的管理者能够用这笔资金在市场上运作赚钱来帮助更多的贫困同胞，是不是被允许？该不该给奖励？万一运作失败，要负什么责任？难道做慈善工作的人都应该穿破衣服，吃窝窝头，坐淘汰车？
于是，从英美舶来的又一个时髦概念出现在我们的词库中: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社会企业介于纯粹的非营利机构与商业企业之间，和前者一样关注社会问题、关心弱势群体，但不用等着人家给钱才能办事；与后者一样追求商业利益，但并不以赚钱为最终目的，或者说，不以股东分红为目的。
社会企业家的理想是，以企业模式解决教育、环保、乡村开发、扶贫、人权、医疗保健、助残等社会问题，走出一条兼具公共利益和商业价值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做好事的同时，也能自给自足。
英国在这一领域的实践可谓一马当先。社会企业在英国有190年历史，最初以合作社等形式存在。过去15年，英国政府发现这一形式能更好地服务社区，开始重新关注社会企业。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当年在他就任后的首次演说中承诺:“我们将全力支援众多的社会企业家的工作。”当地政府于2002年开展“社会企业策略”，至2009年，社会企业已约占当地企业总数的5％，为英国经济贡献达85亿英镑，约占当地生产总值的1％。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初竞选的时候，也将“社会企业家精神”纳入新政之中。在这位明星总统的呼唤下，“社会企业”的魅力值飙升N倍。去年，奥巴马提议，在2010年财年度拨款5000万美元成立“社会创新基金”，找出最创新及最富效果的慈善项目，并在全国复制，其中就包括社会企业。此举直接刺激了传统慈善事业或非营利机构的改革。
社会企业在中国的落地、发芽，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批关心社会之士、特别是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冲动。然而在传统观念中，“慈善”散财并不求回报，“商业”却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要，两者泾渭分明。对于商业企业而言，高利润对应着高风险，赚赔自有股东承担。“慈善事业就不同，它既不是出于自利，又不能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监督就在所难免。可是监督永远有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如果你没被茅先生的这句话绕住，不难想，社会企业是易说不易做的。
有人说，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各阶层因为占有社会资源严重不均等，而引发更大失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福利系统已经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社会企业这种新型模式的诞生，恰好填补了政府和传统慈善机构力所不能及的空白。只要认清赚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赚钱之后不但可以充分利用资源为更多人群提供服务，又能维持自身运营，还为政府解了忧，岂不一举多得？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创立的乡村小额贷款银行，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说，“一个慈善事业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不可能要求所有企业或个人一夜之间同时变成白求恩”，“只要合法，做慈善不必面对道德审判”，壹基金从一开始就定位为“社会企业”。
也有另一种质疑的声音:当真有一大堆钱摆在面前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守住“公益”与“私利”的平衡，记得最初的社会使命？往往到最后，钱不但是手段，也成了目的。“现在的福利彩票也是打着慈善名号，可是谁又认为它真的是慈善？商业味太浓了，就会失去事情本来的面目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国外适用，国内未必能照搬，况且尤努斯的银行财务透明度和真实性也不乏诟病。在缺乏道德自律、公众怀疑成性、又没有完善监督机制的环境下，鱼龙混杂，保不齐沽名钓誉者打着社会企业的幌子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乐得捞个“免税”待遇。
要不要赚钱？
“很多NGO(非政府组织)，头两年做的时候在那里死撑，过了两年就撑死，为什么？”官应廉说得一口港腔普通话，语调也略带夸张，用水笔在黑板上画下大大的问号。
学心理学出身的他有多年为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做管理培训的经验。职场顺风顺水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人生不能光满足于赚钱，要‘快乐、赚钱、改变世界’兼有之”。
2006年，官应廉申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接触到“社会企业”，以此作为转折点。2008年学成后，他在中国大陆发起了“青年社会企业家培养计划”，到京沪港等重点高校试讲。
“北师大有个化学系学生，当时已经念完了2/3课程，听了我的课，转专业去读NGO管理了；复旦有个毕业生，本来要去四大工作，结果也找了一份NGO工作。但大多数临毕业的学生出于实际考虑，还是以实习或者找对口工作为主，真正践行社会企业的很少。”
官应廉决定调整方向，给已经从事NGO工作的人做深度培训，“我的目的是改变大多数人做NGO的传统思路。”传统思路之一是:做慈善应该免费，赚钱可耻。
学员孙学音就差不多处在官应廉所说的“死撑”阶段。生了女儿之后，这个年轻妈妈对食品安全充满了焦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土地质量堪忧，食品不纯，后代如何健康成长？
一年前，在上海某知名传媒担任策略顾问兼市场总监的孙学音横下心，辞去月入两万多元的工作，自掏腰包创办了一个“有机绿色联盟”，通过这个平台，请农科专家为消费者普及有机知识，向消费者推广经过权威部门认证的有机农产品，当时“很多同事朋友都不理解”。
赚了钱最好去做点公益慈善，反过来，做公益慈善可不可以赚钱？在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联合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举办的2010社会企业家技能(南京站)培训班上，这个问题让学员很纠结——他们来自上海、南京、山东、云南、温州、海南岛等地，2/3的人在非营利性机构工作，涉及领域包括:环保、养老、助残、农村建设等。
类似的问题，经济学家茅于轼在4年前也问过:大的慈善机构手里往往掌握着巨额捐赠资金，如果能干的管理者能够用这笔资金在市场上运作赚钱来帮助更多的贫困同胞，是不是被允许？该不该给奖励？万一运作失败，要负什么责任？难道做慈善工作的人都应该穿破衣服，吃窝窝头，坐淘汰车？
于是，从英美舶来的又一个时髦概念出现在我们的词库中: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社会企业介于纯粹的非营利机构与商业企业之间，和前者一样关注社会问题、关心弱势群体，但不用等着人家给钱才能办事；与后者一样追求商业利益，但并不以赚钱为最终目的，或者说，不以股东分红为目的。
社会企业家的理想是，以企业模式解决教育、环保、乡村开发、扶贫、人权、医疗保健、助残等社会问题，走出一条兼具公共利益和商业价值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做好事的同时，也能自给自足。
英国在这一领域的实践可谓一马当先。社会企业在英国有190年历史，最初以合作社等形式存在。过去15年，英国政府发现这一形式能更好地服务社区，开始重新关注社会企业。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当年在他就任后的首次演说中承诺:“我们将全力支援众多的社会企业家的工作。”当地政府于2002年开展“社会企业策略”，至2009年，社会企业已约占当地企业总数的5％，为英国经济贡献达85亿英镑，约占当地生产总值的1％。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初竞选的时候，也将“社会企业家精神”纳入新政之中。在这位明星总统的呼唤下，“社会企业”的魅力值飙升N倍。去年，奥巴马提议，在2010年财年度拨款5000万美元成立“社会创新基金”，找出最创新及最富效果的慈善项目，并在全国复制，其中就包括社会企业。此举直接刺激了传统慈善事业或非营利机构的改革。
社会企业在中国的落地、发芽，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批关心社会之士、特别是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冲动。然而在传统观念中，“慈善”散财并不求回报，“商业”却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要，两者泾渭分明。对于商业企业而言，高利润对应着高风险，赚赔自有股东承担。“慈善事业就不同，它既不是出于自利，又不能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监督就在所难免。可是监督永远有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如果你没被茅先生的这句话绕住，不难想，社会企业是易说不易做的。
有人说，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各阶层因为占有社会资源严重不均等，而引发更大失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福利系统已经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社会企业这种新型模式的诞生，恰好填补了政府和传统慈善机构力所不能及的空白。只要认清赚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赚钱之后不但可以充分利用资源为更多人群提供服务，又能维持自身运营，还为政府解了忧，岂不一举多得？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创立的乡村小额贷款银行，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说，“一个慈善事业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不可能要求所有企业或个人一夜之间同时变成白求恩”，“只要合法，做慈善不必面对道德审判”，壹基金从一开始就定位为“社会企业”。
也有另一种质疑的声音:当真有一大堆钱摆在面前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守住“公益”与“私利”的平衡，记得最初的社会使命？往往到最后，钱不但是手段，也成了目的。“现在的福利彩票也是打着慈善名号，可是谁又认为它真的是慈善？商业味太浓了，就会失去事情本来的面目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国外适用，国内未必能照搬，况且尤努斯的银行财务透明度和真实性也不乏诟病。在缺乏道德自律、公众怀疑成性、又没有完善监督机制的环境下，鱼龙混杂，保不齐沽名钓誉者打着社会企业的幌子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乐得捞个“免税”待遇。
要不要赚钱？
“很多NGO(非政府组织)，头两年做的时候在那里死撑，过了两年就撑死，为什么？”官应廉说得一口港腔普通话，语调也略带夸张，用水笔在黑板上画下大大的问号。
学心理学出身的他有多年为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做管理培训的经验。职场顺风顺水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人生不能光满足于赚钱，要‘快乐、赚钱、改变世界’兼有之”。
2006年，官应廉申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接触到“社会企业”，以此作为转折点。2008年学成后，他在中国大陆发起了“青年社会企业家培养计划”，到京沪港等重点高校试讲。
“北师大有个化学系学生，当时已经念完了2/3课程，听了我的课，转专业去读NGO管理了；复旦有个毕业生，本来要去四大工作，结果也找了一份NGO工作。但大多数临毕业的学生出于实际考虑，还是以实习或者找对口工作为主，真正践行社会企业的很少。”
官应廉决定调整方向，给已经从事NGO工作的人做深度培训，“我的目的是改变大多数人做NGO的传统思路。”传统思路之一是:做慈善应该免费，赚钱可耻。
学员孙学音就差不多处在官应廉所说的“死撑”阶段。生了女儿之后，这个年轻妈妈对食品安全充满了焦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土地质量堪忧，食品不纯，后代如何健康成长？
一年前，在上海某知名传媒担任策略顾问兼市场总监的孙学音横下心，辞去月入两万多元的工作，自掏腰包创办了一个“有机绿色联盟”，通过这个平台，请农科专家为消费者普及有机知识，向消费者推广经过权威部门认证的有机农产品，当时“很多同事朋友都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