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中国式公益”？(2)

孙学音不愿做纯粹的有机农产品经营商，虽然她“有很好的产品经销渠道，网络也打通了，完全可以获取不错的商业回报”，却背着沉重的心理包袱:既然做公益，就应该是免费的吧，赚钱算不算昧心？她始终不敢放开手脚去做买卖，在“非营利”和“商业化”之间挣扎。多年的积蓄渐渐垫支殆尽，财务报表却仍是一片红色。

“你自己先撑死了，还怎么去帮助别人？”官应廉竭力要打破学员们原有的思维模式，“你以为免费就是好的？免费其实等于浪费！什么事情一免费，就会出现不需要资源的人占用资源，本来需要帮助的人却排不到位子。任何免费的服务都没有办法把社会效益最大化，做公益慈善的人拿了别人的捐款而不去思考，也等于占用资源！”

杭州学员温少波接下话茬:我们做的是大学生求职旅社，为毕业大学生提供低价住宿、职业介绍服务。一开始我们打出的广告是“第一天免费”，结果有些大学生跑来住一天就走了，给他们介绍工作他们也不上心——反正是免费的。后来我们取消“免费”，发现他们心态又不一样了。

孙学音激动起来，声音竟有些哽咽，“我之前一直定位不清晰，现在放下心理包袱了，(做公益)赚钱并不可耻！”她的眼泪也掉下来，“我曾经怀疑自己能不能继续走下去，现在终于找到了做下去的方法，把有机产品卖得更好，盈利用于加大理念的推广……”

要不要做大？

不久前，有风险投资人问官应廉:我想投资500万－2500万美元给社会企业，国内有没有合适的对象？官回答说，目前还真没有。“基金会不缺钱，但是找不到可以‘消化’这么大规模投资的主。”

官应廉“再接再厉”，提出了另一个争议性话题:怎么样才能把规模做大？涨价！

下面响起“嗡嗡”的讨论声，“涨价不就意味着服务对象的流失吗？这还是做慈善吗？”

官应廉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举了一个西安学员的例子——他的孩子患有自闭症，为帮助自己的孩子以及其他有同样境遇的家庭，创办了一所自闭症康复机构，10年下来，收费价格却一直不变，一方面觉得做好事怎么能够涨价？另一方面自己却入不敷出，快要“撑死”了。

“我就建议他涨价。这个市场很大，就算流失了一部分受助人群，外面还有更多人排队等着要接受帮助！10年前你给几十个人提供服务，10年后你不能还是给几十个人提供服务。”官说，不舍得放弃一小部分客户，就意味着牺牲一大片潜在市场。像肯德基、麦当劳那样做大规模，才能扩大社会受益面，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

那人几经心理斗争，终于决定向市场价看齐。起初果然招来不少客户的骂，但很快有新客户补足了缺口，并且规模比以前更大了。

像这样“快做不下去”的案例，在不同城市的培训班上，都会有那么一两个。来自河南的马红霞也濒临“撑死”的边缘。她10年来对女儿坚持做脑瘫康复训练，现在女儿已经能够实现基本的生活自理，马受此鼓舞，决定自办一家康复中心。

去年，经过重重文件核审批复，以马红霞女儿名字命名的儿童康复中心终于在焦作市民政局注册成功。这家民办非企业福利机构主要为脑瘫儿童、自闭症儿童、智障儿童等提供康复训练、生活自理训练等。试运营一年多来，先后收治脑瘫儿童20余名，康复指导500余人次，脑瘫儿童康复有效率达到85％以上。

“目前我们的收费标准是每月400——800元不等，远低于市场价，实际上我自己已经贴了很多钱进去，现在还在亏钱，中心快办不下去了。”马红霞的眉头拧成结。受案例启发，她决定，“回去也要考虑涨价”，有客户退出是可以预见的，所以马又在笔记本上计划着如何开发更加灵活的服务项目。

把盘子做大也是兰兰的想法。2008年11月，这位在上海某日资企业做销售助理的80后白领，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了每月一场的公益跳蚤会活动，以摊位出租的方式，邀请参与者把家中闲置二手物品或创意设计作品拿到跳蚤会来卖，摊位费收入用于资助19所民工学校学生的英语补习项目。

“起初每月能捐700——800元；后来跳蚤会有了知名度，1933老场坊愿意与我们合作，免费提供场地，现在每月能捐2000——3000元，最多时达到4000元。”

公益跳蚤会的宣传上称，自己已是沪上最大规模的公益性质跳蚤会，“现在我们的瓶颈是，如何把公益跳蚤会的模式复制到全国。”兰兰说，“我们希望3年能在上海吃透深入，然后与其他城市进行战略合作，做这个领域的领路人。”

也有学员反驳，“我只要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很快乐，为什么一定要追求规模最大化？”

培训讲师之一的宋庆华目前也面临着如何做大的问题。1997年，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廖晓义邀请她加入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自此投身NGO工作，并且在英国了解到了社会企业的概念。

英国社会企业革新期间，引出了一种新的组织“社区利益企业”，他们不仅获得了来自政府和民营金融部门的新资源，而且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旨在实现地方社区内的权力下放，鼓励居民自发的创新行为。

2002年，离开地球村的宋庆华创办了北京灿雨石(取音“参与式”)信息咨询中心，定位于促进社区公众参与的非营利民间组织，向城市社区提供发动社区参与、解决社区冲突等方面的咨询和培训。

“我们是全国唯一推动参与式技术的，发动服务对象一起改变生活环境。”这些年下来，中心已经开展培训讲座300余场，培训人次达3万多人。不少试点社区有了显著变化，例如南锣鼓巷的保护与发展、东华门街道如何打造低碳生活、景山街道如何改造等，“社区官员改变了固有的理念，社区居民的态度也出现了转变——真正的变革是人的改变。”

从去年开始，宋庆华的工作迎来了“重大转型”——政府部门主动购买他们中心的服务，每年支付200万元邀请她给社区工作者作培训。

宋庆华说，现在她与政府合作按市场规律收费，给NGO做培训低收费，为社区百姓服务不收费。“政府认可服务组织的产品很重要。社会企业有影响力才能盈利，前提就是产品获得认可，这也是发展这个事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