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传榘与中国公益” 开栏语(2)

探索教育公益航道

    1945年参与过世界第一台计算机研制的教授朱传榘，生在天津，在上海完成大学学业，后去美国深造。对于教育问题，他始终萦怀于心，期望故土上的教育机构能够在世界发展格局中发挥前沿作用。

　　然而愿望是愿望，付诸实践总要从实际出发。朱传榘虽是华人，但终究离开祖国很久了，对中国不甚了解。于是他不断往返于太平洋两岸，通过接触来加深对中国教育情形的认知。在多次往返了解中，他认为，中国的大学要赶上世界水平，问题成堆，但与国际接轨总得一步一步地走，一件一件地去做。

　　而在改革开放之后能够成行中国，与上海交大的努力有关。1978年夏，上海交大美洲校友会邀请上海交大组团出访，学校向中央打报告请示，此事得到邓小平同志支持，从而宣布中断了30年来中国大学与世界封闭的历史。由是，一方面接触的第一个学校是上海交大，另一方面自己本身受教于上海交大，他就把自己的教育公益试验放在这个地方。

　　1980年初，朱传榘首次捐款20万给上海交大作为交流基金，用于同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交流之用。

　　在第一次捐款后，朱传榘很快发现，如果请在美国大学来上海交大讲学，仅旅馆等接待费用就会很快将赠款用完，而且安排也很难。朱传榘深思熟虑后，向校方提出，自己捐款在上海交大建造一所能接待外国教授的场所。1980年10月28日，朱传榘致信上海交大校委会，大意说：捐助人民币100万元，用于在上海交大建设一所教授活动中心大楼，为外籍教师来校讲学之用，亦可作为教师技术活动场所，既能解决上海交大所急需，更是引进日美管理及科学技术之先要条件，建筑应注意美观、朴素、大方、实用，设备一切都要合乎中国之现代化。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建议和事实。

　　同时，朱传榘以上海交大为基地，开始了他复兴中国的三大试验。

　　朱传榘在中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中国人学英语。朱传榘当时认为，复兴中国，第一就是要让中国人睁开眼睛，打开窗户看世界，这就必须要学习英文。为此，朱传榘就在上海交大设了一个朱传榘英文奖。“我这个英文奖跟别的奖不一样，只要过关就能得奖。过了两年，得奖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我实在无力资助，奖就不给了，可学校学英文的效果有了！”

　　当中国打开大门后，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让人民发财，让国家尽快富裕起来。怎么富起来呢？这就是要学习做买卖，学会怎么挣钱。因此，朱传榘在中国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由他掏钱，在上海交大成立一个商业管理学院。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管理学院。“我是宾州大学毕业的，宾州大学在世界上最出名的就是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有人又译做沃顿财政学院）。我跟宾大校长说，宾州大学曾经做过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就是战争时期，我们做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但这是1946年的事，近十几年，总觉得这里再没有做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现在我给你找个机会，做一件天大的事情：到中国去建第一个商学院，好不好？大家听了觉得这个建议很好。校长、系主任、董事们听了都很有兴趣、很高兴，校长、校长夫人，全家都来访问上海。到上海一谈判，同意了。我自己出了钱，宾州大学也捐助很多钱。1980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管理学院。”回忆起当年的创举，朱传榘仍然兴奋不已，“现在中国的管理学院不知道有多少了。中国一开放，原苏联比不了，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是我们会挣钱。你看我们今天的富翁，许多是从这里训练出来的。”

　　朱传榘认为，“文革”后的中国人不大讲公德，文明较差。因此，朱传榘的第三个贡献，就是设立“朱传榘精神文明奖”。“有一天，我跟上海交通大学的书记、校长去看学生宿舍。那是1980年初期，学生6个人一个房间。没进去之前，在过道里边，就看见垃圾。进了宿舍以后，往窗外一看，许多的垃圾，许多的旧衣服，都挂在电线上。我看了以后，感到这些同学，念书都很好，精神文明有点儿差。中国有个成语叫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们瓦上霜。但那个时候的学生，门前雪都不扫了，更不用说帮助别人扫瓦上霜了。我想这是责任，应该搞学校的精神文明，所以我设了一个“朱传榘精神文明奖”。就是鼓励大学生怎么爱惜社会、回报社会，讲社会公益和公德是学生的责任。”朱传榘设立的这个精神文明奖，在上海交大搞了二十多年，至今仍然再进行

公益传教士的强国梦想
      
    在拥有美国ＢＴＵ国际、斯坦福研究院（ＳＲＩ）董事兼总裁办公室高级顾问、哥伦比亚国际公司主席、霍尼威尔信息系统公司（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副总裁、王安电脑公司高级副总裁、阿尔贡（Ａｒｇｏｎｎｅ）国家实验室高级科学家、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荣誉院士、中国工程学会高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校委会委员、荣誉教授、南开大学、山东大学荣誉教授等一系列头衔之后，这位当年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长者，却改行当起了现代“传教士”。

　　“我就是一个传教士，传什么教？公益教。”

　　“我一直在思考几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是最强大的国家、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为什么中国最近20年能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怎样才能使中国跻身于21世纪最发达、最强大国家之列？”朱先生说，他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公益是富民强国之根本”。

　　中国为什么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朱先生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把企业解放出来了，把原来政府做的事情让给了非政府的企业去做。政府集中精力做自己最擅长的事，经济交给了企业去做；二是国际社会给了中国机遇。

　　朱先生认为，现在是到了确立正确方向前进的时候了，必须“有方向地摸着石头过河”。怎么定方向？要宏观与微观结合，说到底就是要政府转型，真正转换职能，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政府从宏观上来把握，微观就交给非政府，交给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去做。”朱先生再三强调，发展ＮＧＯ，不是要跟政府分权，而是要帮政府做事，ＮＧＯ是为政府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