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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区NGO摇摆在进退之间
来源:《公益时报》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9-10-22
一年过去了,对于许多奔赴四川灾区的民间组织或志愿者个体来说,困难时期远未结束,如果不能使自己的综合能力在短期内得到强化与提升,他们只好从灾区黯然收场。虽然目前还没有人对NGO在灾区的作用进行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估,但灾区人民对NGO的需求、信任甚至是依赖的确存在。
汶川地震那会儿,郑珂珂和几个同仁满腔热情奔赴灾区,从北京驾车输送物资过去。之后,他们决定呆在那里,继续帮忙。而这种想法在过去一年间,却不断遇挫。
他们拟向灾区学校提供一些资源援助,以支持当地的教育重建。凡事总需程序,他们若想让自己提供的教学设备和专业志愿者顺利进入学校,需要得到主管部门和具体学校的许可。多数时候,获得理解并不容易;少数几次,他们的志愿者遭到驱逐。
身为北京泓德中育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的郑珂珂说:“一年下来,政府能接受,我们就做;不能,我们就走。情况就是这样。”
地震发生之初,据估计,官方放行了约200余家民间组织进入灾区参与协同救援工作,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在内,志愿者个体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自发力量的涌现让灾民感到温暖。
地震也给灾区带来一些不易察觉的社会问题,稍有不慎将演变成各类事端。维护稳定于是被地方提到核心工作序列,难以控制的外来机构和人员成为潜在的不安定诱因之一。政府逐步加强了对志愿者服务团队和个人的管理。
“灾区要稳定,”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协调人高圭滋对本刊记者说,“地震之后,灾区社会更加脆弱,官方将很多精力放在了对付这件事情上。”
对于许多奔赴四川灾区的民间组织或志愿者个体来说,困难时期远未结束。他们随时需要面临选择——离开,或者留下?
我们不需要他们
“以前我们想再找省政府做做工作,压压他们(地方官员),”郑珂珂说,“现在我们是能做的做,做不了的就退。”
NGO的进与退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郑珂珂深有体会。在广元市帮忙救援的时候,他遇见一位对中国教育问题颇有些“看法”的镇长。两人谈得投机,对方很快邀请他去支援当地教育建设。
几番往来,见到了分管教育的副镇长和当地主要学校校长,相互接纳的意愿已经明确,派驻志愿者进校助学的计划眼见就要达成。不曾想镇主要领导职务调动,原镇长一走,分管教育的副镇长第二天就知会郑珂珂,合作暂停,理由是“新镇长对这事儿有不同看法”。
同样的尴尬出现在其他地方。郑珂珂抱着一种碰运气的想法,认为灾区面积如此之大,一地碰壁再换一地,总有去处。就这样,他坚持了接近一年。
不过,由于官方对NGO的管理正在加强,未来的不确定性一直存在。在绵竹市遵道镇开展社会救助工作的罗世鸿说,也许以后当灾区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官方会觉得应该让更多社会机构帮着他们做些事情。
绵竹市团委和青年志愿者协会在今年4月发出一则通知,要求加强对志愿服务团队和个人的管理。通知声称,在地震周年来临之际,将会有大量志愿者涌入,不排除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志愿者旗号开展影响社会稳定的活动。
通知表示,他们已对一些机构和志愿者个人进行了核实和清理,并将继续。他们要求志愿者个人和服务团队进行再次登记,以确定服务时间、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此外,当地官方各部门被要求掌握那些志愿者团队的详细人员名单。
鉴于这种情况,很多组织不得不选择离开。灾区的NGO绝对数量正在下降。以遵道镇为例,罗世鸿介绍说,在最高峰时期的动员例会上,NGO组织的与会数量有一两百个之间,这种情况保持了两三个月,现在也就十一二个了。
罗世鸿所在机构没有注册。最开始进入遵道的时候,他们与当地政府保持了愉快而紧密的合作。当时他们和镇政府在同一场地办公,为了发挥这些社会资源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遵道镇政府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遵道社会资源协调小组”。罗世鸿等加入到这个小组的办公室工作,镇政府还为他们挂了牌,并给了一枚公章。
一切变化似乎来得太快。本来他们还准备在绵竹团市委注册登记,这件事已是被认可的,但当团市委那个通知突然出炉之后,全部打算都泡了汤。镇政府不再允许他们继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呆下去,将他们逐到了板房区。他们还将与那个半政府性质的协调小组办公室脱钩。
“我们准备撤出来,”协调办公室的前期负责人之一、罗世鸿的团队成员汪跃云说,“与当初相比,现在灾区不再欢迎志愿者。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们就都比较清楚了,这个趋势是必然的。”
在一份有关退出那个协调办公室的报告中,他们也写道,“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遵道镇正逐步恢复生机,回到以往和谐发展的生活中去。我们作为志愿者,所能做的事情会逐步变得有限。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我们将结束在遵道镇近一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要让人放心
在同一个安置点,也有一些组织深得官方欣赏。NGO备灾中心就是这样。管委会主任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实事的,老百姓看得见,都比较认可。”
这个机构据称是由这位主任介绍给当地官方的。当他们试图在安置点开展工作的时候,找到了她。她告诉他们,你们要进入这里,起码要和政府搞好关系。
NGO备灾中心的执行主任张国远说,我们进入地方开展工作比较顺利,在资金和政策方面几乎不存在压力。
赠予亚洲和托克国际两个组织今年向灾区分别投入资金开展项目,NGO备灾中心成为他们的项目执行机构。他们得到300万元项目资金,有200万准备投入到洛水,政府无偿辟出一片土地,让他们建立创业基地。另外100万用于支持境内草根组织工作。有9个组织在招标阶段得到了他们的资金配给,已经在NGO备灾中心的驻在安置点开始工作。
张国远和另外一些成员原是四川地方的公务员,对体制内的情况非常了解,能较为顺畅地与官员们进行沟通与谈判。他认为这是他们能够搞好官方关系的最大优势。
张国远现在在汉旺和洛水分设了两个办公室。当他准备设点的时候,先派了一两个人前去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玩,相互熟悉并建立信任,了解社区情况和需求后,建立办公室也就水到渠成了。
汶川地震那会儿,郑珂珂和几个同仁满腔热情奔赴灾区,从北京驾车输送物资过去。之后,他们决定呆在那里,继续帮忙。而这种想法在过去一年间,却不断遇挫。
他们拟向灾区学校提供一些资源援助,以支持当地的教育重建。凡事总需程序,他们若想让自己提供的教学设备和专业志愿者顺利进入学校,需要得到主管部门和具体学校的许可。多数时候,获得理解并不容易;少数几次,他们的志愿者遭到驱逐。
身为北京泓德中育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的郑珂珂说:“一年下来,政府能接受,我们就做;不能,我们就走。情况就是这样。”
地震发生之初,据估计,官方放行了约200余家民间组织进入灾区参与协同救援工作,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在内,志愿者个体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自发力量的涌现让灾民感到温暖。
地震也给灾区带来一些不易察觉的社会问题,稍有不慎将演变成各类事端。维护稳定于是被地方提到核心工作序列,难以控制的外来机构和人员成为潜在的不安定诱因之一。政府逐步加强了对志愿者服务团队和个人的管理。
“灾区要稳定,”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协调人高圭滋对本刊记者说,“地震之后,灾区社会更加脆弱,官方将很多精力放在了对付这件事情上。”
对于许多奔赴四川灾区的民间组织或志愿者个体来说,困难时期远未结束。他们随时需要面临选择——离开,或者留下?
我们不需要他们
“以前我们想再找省政府做做工作,压压他们(地方官员),”郑珂珂说,“现在我们是能做的做,做不了的就退。”
NGO的进与退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郑珂珂深有体会。在广元市帮忙救援的时候,他遇见一位对中国教育问题颇有些“看法”的镇长。两人谈得投机,对方很快邀请他去支援当地教育建设。
几番往来,见到了分管教育的副镇长和当地主要学校校长,相互接纳的意愿已经明确,派驻志愿者进校助学的计划眼见就要达成。不曾想镇主要领导职务调动,原镇长一走,分管教育的副镇长第二天就知会郑珂珂,合作暂停,理由是“新镇长对这事儿有不同看法”。
同样的尴尬出现在其他地方。郑珂珂抱着一种碰运气的想法,认为灾区面积如此之大,一地碰壁再换一地,总有去处。就这样,他坚持了接近一年。
不过,由于官方对NGO的管理正在加强,未来的不确定性一直存在。在绵竹市遵道镇开展社会救助工作的罗世鸿说,也许以后当灾区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官方会觉得应该让更多社会机构帮着他们做些事情。
绵竹市团委和青年志愿者协会在今年4月发出一则通知,要求加强对志愿服务团队和个人的管理。通知声称,在地震周年来临之际,将会有大量志愿者涌入,不排除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志愿者旗号开展影响社会稳定的活动。
通知表示,他们已对一些机构和志愿者个人进行了核实和清理,并将继续。他们要求志愿者个人和服务团队进行再次登记,以确定服务时间、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此外,当地官方各部门被要求掌握那些志愿者团队的详细人员名单。
鉴于这种情况,很多组织不得不选择离开。灾区的NGO绝对数量正在下降。以遵道镇为例,罗世鸿介绍说,在最高峰时期的动员例会上,NGO组织的与会数量有一两百个之间,这种情况保持了两三个月,现在也就十一二个了。
罗世鸿所在机构没有注册。最开始进入遵道的时候,他们与当地政府保持了愉快而紧密的合作。当时他们和镇政府在同一场地办公,为了发挥这些社会资源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遵道镇政府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遵道社会资源协调小组”。罗世鸿等加入到这个小组的办公室工作,镇政府还为他们挂了牌,并给了一枚公章。
一切变化似乎来得太快。本来他们还准备在绵竹团市委注册登记,这件事已是被认可的,但当团市委那个通知突然出炉之后,全部打算都泡了汤。镇政府不再允许他们继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呆下去,将他们逐到了板房区。他们还将与那个半政府性质的协调小组办公室脱钩。
“我们准备撤出来,”协调办公室的前期负责人之一、罗世鸿的团队成员汪跃云说,“与当初相比,现在灾区不再欢迎志愿者。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们就都比较清楚了,这个趋势是必然的。”
在一份有关退出那个协调办公室的报告中,他们也写道,“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遵道镇正逐步恢复生机,回到以往和谐发展的生活中去。我们作为志愿者,所能做的事情会逐步变得有限。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我们将结束在遵道镇近一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要让人放心
在同一个安置点,也有一些组织深得官方欣赏。NGO备灾中心就是这样。管委会主任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实事的,老百姓看得见,都比较认可。”
这个机构据称是由这位主任介绍给当地官方的。当他们试图在安置点开展工作的时候,找到了她。她告诉他们,你们要进入这里,起码要和政府搞好关系。
NGO备灾中心的执行主任张国远说,我们进入地方开展工作比较顺利,在资金和政策方面几乎不存在压力。
赠予亚洲和托克国际两个组织今年向灾区分别投入资金开展项目,NGO备灾中心成为他们的项目执行机构。他们得到300万元项目资金,有200万准备投入到洛水,政府无偿辟出一片土地,让他们建立创业基地。另外100万用于支持境内草根组织工作。有9个组织在招标阶段得到了他们的资金配给,已经在NGO备灾中心的驻在安置点开始工作。
张国远和另外一些成员原是四川地方的公务员,对体制内的情况非常了解,能较为顺畅地与官员们进行沟通与谈判。他认为这是他们能够搞好官方关系的最大优势。
张国远现在在汉旺和洛水分设了两个办公室。当他准备设点的时候,先派了一两个人前去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玩,相互熟悉并建立信任,了解社区情况和需求后,建立办公室也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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