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区NGO摇摆在进退之间(2)

　　现在他们和当地官方、居民亲如邻居。管委会为他们的办公室挂了牌。他们自己在总结时，谈到了特别重要的两点经验：一、他们的全部工作人员都是四川本地人，这有助于消除沟通距离，产生一种亲和力；二、他们做地方特别是官方需要的事情。比如设立创业基金，为当地人提供创业培训。众所周知，就业一直是令地方政府头疼的问题，如果能够通过培训提升人们的创业技能，地方政府的压力会减轻许多。这也是他们的政绩。

　　不过，即使这样，官方也不完全对他们放心。那位管委会主任对本刊记者说，镇政府的领导有时候也会问起，这个机构都在干些什么呢？神神秘秘的样子。

　　“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在做和将做什么，”在汉旺的项目办公室，NGO备灾中心的管理人员张伟看看墙上一堆政府官员的联络信息说，“我们会定期将工作进度报告抄送给官方。”

　　官方对于NGO的拒绝更多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把握。官方对于NGO的排斥也与一些NGO或志愿者自身不洁有关联。在都江堰，官方曾抓获5名“志愿者”，他们在灾区无所事事，领取各种物资后搭起帐篷，白天睡觉，晚上出门。这引起有关方面的怀疑，他们查出这些人携有撬锁工具。

　　绵竹团市委的那份通知也提及，有一小部分人打着志愿者的旗号做一些违背志愿者精神的事情。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个人和团队将取消服务资格，予以清退，或移送法办。

　　这只是一根导火索，官方真正担心的还是外来志愿者对于当地居民情绪的干扰与影响。在通常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他们只需要控制住现场，切断各种信息传播渠道，任何事态都可以掌握，不被扩大。外来机构对他们的这种做法构成挑战。

　　“你得明白实际情况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说，“你不代表你个人，你是一个群体，要抛开个人情绪，要有技巧。”

可持续难题

　　NGO自身的能力建设水平也决定了他们在灾区能走多远。早在地震之初，即使官方未加干扰，就境内草根组织而言，能力的薄弱也制约了他们的发挥水准。

　　罗世鸿对此颇有感触。他说，“我们总是相信有钱就能搞定一切，有物资就可以帮助别人，但慢慢就发现，这个想法是错的。”

　　在紧急救援阶段，国内外的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灾区，仅一个镇就超千万甚至过亿吨。这时候，如何分配物资就是对NGO能力的一种考量。它涉及物流体系、仓储管理、社区调查，只有具备这些专业素养，才能确保公平高效地分发。在遵道镇，罗世鸿等人需要服务2万人，他们有一个100多人的志愿者团队，最终还是乱作一团。

　　与他们相比，一些境外组织的专业和高效令人叹为观止。以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为例，西班牙小组负责供水，他们只派了3个人。在进行一番技术和专业整合之后，计算出每人每天需要喝多少水、洗漱多少水，基本保障需要多少升等，一番计算后，即刻架起设备供给，两天就确保让15万人用上干净水。英国人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们负责厕所设置。当他们知道一个安置区的具体人数后，马上会计算出多少人头需要设置一个厕所，一个厕所能覆盖多大安置点，并相应配备哪些硬件设施。

　　紧急救援阶段很快过去，灾区进入重建阶段。对于很多NGO来说，方向发生了转变，必须进入社区工作。这要求他们具备凭借专业技能进行持久作战的能力，仅靠一腔热情是不够的。

　　去年10月以后，罗的团队开始对志愿者成员进行日常工作方法培训，他们认为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更多组织也像他们一样，依然在路上摸索。

　　如果不能使自己的综合能力在短期内得到强化与提升，他们只好从灾区黯然收场。这种综合能力包括运作资金的可持续、专业人才的充实以及组织内部管理的有序。

　　就目前来看，还有一些NGO或志愿者个人寻求进入灾区工作。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提醒他们，一定要考虑清楚，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否则不要贸然行动。中心的协调人之一田军说，他们很想帮助别人，但要做好可持续的、长期呆下去的打算，“当做好事成为一种压力的时候，你会很痛苦，受助者也是。”

　　在什邡市的一个安置点，一位灾民对记者说，我们需要这些人(NGO)。

　　那是一个晚上，音乐节奏轻快，很多心情不错的灾民在橙红色灯光下跳舞。那片开阔的用帐篷搭建起来的场地是一家NGO组织为他们开辟的娱乐中心。

　　灾民说，“他们的办事效率比政府要高。”

　　目前还没有人对NGO在灾区的作用进行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估，但需求、信任甚至是依赖的确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