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2)

我们侵权法中有一个著名的规则叫“汉德法则”，其实汉德法则大家仔细考虑一下，它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件事情出现了，你应该不应该负责任。从目前来看，如果采取预防措施的成本小于制度发生可能事先预期的损失的话，你就应该负责任。否则你就没有责任。这个完全用的就是哈尔多·希克思标准，就是财富最大化标准。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北京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父亲带着儿子去河滩里去玩，突然之间没有什么反应洪水就流了下来，结果儿子就被冲走淹死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上游放水的企业应不应该负责，为什么有洪水，又没下雨，因为上游有个水库，水库不定期的要放水，他应该不应该承担责任。比如用汉德规则来看，如果他有足够的警示，这个警示成本并不高，他只要在河滩上栽一个牌子，写着这个河滩随时都可能放水的，游人不要进去，这个时候他就没有责任，如果他连这样一个牌子都没有，这样低的成本的事情都没有办的话，他就应该负责任。反过来讲，这两个最重要的效率概念，一个就是帕累托效率概念，另一个就是哈尔多·希克思标准。也就是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社会财富的最大化。

我们刚才讲到的交易，就是由于我们承认这样一个效力的标准，所以我们认为交易自由是最好的。我们处理任何一项法律的原则，总之已经承认里面有个产权的安排，比如侵权，你侵害了我，意思就是说你承认我有这个权利。实际上我们任何人行为的后果，都可以划为两类，一类是内部性的后果，一类是外部性的后果，比如我去开车，要加汽油，开车的时候还不能看书，这也是一定的成本；好处是开车以后我可以享受，可以达到我的目的地，但是外部性的后果是你开车不能撞人或者交通堵塞，你自己只承担一部分成本，其他成本有别人承担，你要排放污染或下雨的时候车从水中穿去，给行人身上溅了好多水。这就是说我们任何一种行为带来的后果分成两部分，内部性的和外部性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决策只考虑对自己的、给自己带有什么；这就是说个人的最优行为和社会最优的行为是不一样的。社会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个人能够对自己所有的行为负责任。如果他对所有的行为负责任，个人最好的东西也是对社会最好的东西，我们怎么样让他外部性的东西都内部化，这就是激励机制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对一个行为的外部后果内部化，这就是我理解的法律作为激励机制的核心观点。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科思定理，科思定理讲的意思就是如果产权权利分配是清楚的，没有交易成本，所有的外部性都可以通过当事人自由的谈判可以解决问题。如果科思定理的条件满足，比如说没有交易成本，我们只需要一个法律，那就是合同法，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夜晚喜欢唱歌，特别喜欢三点钟唱歌，这时候我的邻居就会不高兴，给他带来了影响，我们两个人可以谈判，比如唱歌对我来讲值一百元，给他带来的噪音成本可能是五十元钱，我们两个就可以谈判，而且谈判结果与谁有产权没有关系，假定他有产权他可以阻止我唱歌，享受安静的权利是宪法赋予他的，那也没关系，我现在唱歌得到一百元的好处，他得到五十元，我会敲他的门，说我给你七十五块钱，你让我唱一首歌吧？他肯定会同意，因为对他的成本是五十元，拿到七十五元，还多了二十五元，我也同意因为我享受一百元，但是我才付出七十五元。第二，如果权利是我的，那就没什么问题了，我爱唱歌，他没有权利阻止我，不论这个产权是谁的，只要唱歌带来的价值大于他带来的成本，这个歌就一定会唱。这就是哈尔多·希克思标准。反过来说，唱歌给我带来五十元的享受，他也带来是一百元的成本，那也没有关系，这歌肯定不会唱，为什么呢？如果说产权他的，但是他就不会让唱了，我就没法唱，如果产权是我的，我就有权利唱歌，但是对他遭受痛苦是一百元，他就会敲我的门说，我给你七十五元钱你别唱了。那我呢，也就同意了，因为我拿到了七十五元，唱歌对我的享受是五十元，我还赚了二十五元钱。当然这个中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配，权利界定给谁，谁就可以得到好处。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分配问题，但是与效率没有关系，无论哪一种情况下，效率都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交易成本为“零”，我们只需要一个法律，就是合同法，而且我们也不需要侵权法，因为我知道开车可能撞人，所以我给每一个可能被我撞的人可以签订一个合同，撞了你，我付多少钱就可以了。我们甚至不需要刑法，我要去杀谁，我自己跟他去商量，杀你给你多少钱。（大笑）但是，由于交易成本不是为“零”，很多情况下他非常高。这个时候谈判就没法解决问题，我们就要创造出合同法之外的其它的法律。比如说，一种可能为什么我们谈判达不成协议，由于信息不对称，好比唱歌对我值一百元，对他值五十元，我送给他七十五元，但是问题呢？他会假装成本不是五十元，可能是一百元，因为他也不知道我愿意付多少钱。所以我们俩可能就达不成这个协议。这个时候交易成本会很高，本来我可以唱的歌，由于他不让我唱，要唱的就得给我二百元钱，实际上给他五十元钱他就满足了。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很多的讨价还价，比如说你要买一件衣服，上面标明的价格是五百元，你就会说太贵了吧，对方就会说，你给多少钱吧，你就会说二百怎么样，他说行拿走，但是你心里仍然觉得难受，肯定吃亏了，也许一百元就可以买到，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可以带来很多的成本。另外，谈判的成本也与人的多少有关系，假如说我给每一个都可能被我开车撞的人去谈判，成本会非常的高；如果我要办一个企业，施放出一些污染来，这是受损失的外部成本，我要和所有的居民每一个都谈判，这个成本就会非常高，每一个居民都可能要的钱很多，最后这个企业本来应该办，但是到了最后也没法办了。这就是交易成本和谈判的人数以及信息的不对称，谈判成本就会非常高。所以我们不能只依靠合同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了交易成本，只靠自由市场的谈判不能解决，这样我们需要更多的法律的规则。关于激励机制，经济学家在过去的几十年的研究有非常多的成就和比较成熟的理论，在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的都是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些经济学家，我觉得有五种理论大家需要了解。

第一种理论，就是逆向选择理论，假如我们在交易谈判之前，一部分人知道信息，而另一部分人不知道信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逆向选择。比如说，你去买车，市场上有两类车，一类车价值在二十万元，另一类车价值在十万元，每种可能性都是50%，你不知道这车是哪种类型的，你只知道50%的可能性是二十万元，50%的可能性是十万元，但是卖车的人他知道，那我现在问你，你愿意付多少钱买这辆车，你可能说十五万，平均价值是十五万，如果有人真愿意卖这车，你愿意买吗？你肯定不愿意，如果十五万买这辆车，那么二十万元的车别人早拉回去了，愿意卖给你的肯定是十万的那辆车。所以你不会出十五万买那辆车，你最多只能付十万元。这样来看，好东西不一定都卖了去。如果没有信息不对称，好东西一定能够卖出去，有了信息不对称好的东西就不一定能卖出去，这个激励的含义在什么地方：我们社会需要有效的运作，我们也希望好的东西能够卖出去，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激励机制。比如汽车公司卖车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个保险，你这个车半年内坏了以后我给你负责修理，这就是一个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