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有尊严的生存方式(2)

　　不是吗？回望历史，曾经的共产党人是如何坚信宪政之于国家、政党、政府及民生的天大重要性！某日和几个政治学学者一起聚餐，就聊起了如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精英们在延安时期就有的宪政情结。无论是针对执政独裁的国民党，还是设计未来的联合政府，中共都没有松弛过把对实现美国式的宪政当做理想目标的追求。只是到了后来，当内战胶着的历史给了中国人一段思考建立民主政治、实施宪政的时候，国共两党最终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契机，彼此互给信任，建立一个由多党构成的联合政府，开启中国人的宪政历史。可以这么设想，如果中共八大时的“毛泽东思想”一开始就贯穿宪政意识，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尝试也不会走上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不会使后来的国家政治发生“文革”那样的一系列惨烈的混乱、灾难中，全面陷入专制主义的政治与文化的生存泥潭。相反，在台湾那头的国民党，先以亡国之彻痛，后以民心之借鉴，硬是让自身找到了民主现代的政治出路；也使以往非法的政权透过宪政的洗礼，在反对党民进党和公众的监督下，进入了正常的执政程序，开始轮流做庄。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政体的一次华丽转身。而“美丽岛事件”也从此结束了它永远的痛与不断悲伤的社会宿命。
　　而在今天的大陆，却没有人知道谁会启动宪政的按钮，看似遥遥无期。因为，全面落实宪法的实行竟然还相当地艰难：叫人伤感的是，这在个拥有13亿人之众的庞大社会里，我们暂时还看不到一个真正有着现代公民身份的人。因为，人们还被死死地限制在没有任何法律意义的“人民”的范畴里，言论上不能自由，政治上不能独立，财产上不能私有，和一个现代公民所应该拥有的各项权利实在相去甚远！正因这样，在好长的一个时期里，人们禁不住要去回望过去，甚至想念起民国：相对自由的新闻与言论，没有党禁报禁的限制。媒体的大多责任是批评政府或政客的不是；大学的主要教育是为了实现国家独立、个人自由、辨别真理的启蒙；知识分子的光荣义务是介绍或鼓吹西方列国的各种先进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他们要努力启蒙社会大众从中寻得国家、民族乃至自己和其他每个国民个人的未来出路。而宪政，已开始显现了它的魅力。如果不是袁世凯急于称帝，没准在全国各省业已形成的地方咨议局的推动下，可以成就中国的第一个宪政共和。倘若孙中山的国民党没有蜕变成专制政权，也许依然还有机会在完成对日抗战后建立多党制的民主政府。如果历史追溯到更早，那么，也许谭嗣同和梁启超们也能扶持一把光绪皇帝，启动君主立宪这个大棋局？一百余年来，几乎所有的被压迫和被剥夺者——政党、行业、帮会、团体，不管他们是什么组织、什么社会角色都会自然地寻求自由存在与发展的权利，惟有权力在握的统治者，为了权贵集体的一己私利，才可能拼命阻止民主、自由与社会进步的诉求，包括人们对推行宪政的正当追求。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因缺失宪政所造成的政府官员的大面积腐败、层出不穷的农村社会群体性事件，已全面解构了执政理念的真实性，也同时瓦解了各地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我想，即便是马克思本人，也从未否定宪政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某种必要性。实际上，任何理论在现实面前都是灰色的，不管它们从属于什么主义、何人发明。假如它们不能有效地阻止一堆矛盾问题的发生，而依然使限制人的自由、剥夺人的权利、放任政府权力、造成社会不公、导致文明的历史倒退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那么，人们就有权对此进行批判、修正或重新选择。中国共产党当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是以为它的思想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事业。但半个多世纪的摸索实践，却证明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或者是选择道路的人自己早就心猿意马，半途而废而走不下去。但为了延续某种历史或保住政治颜面，硬撑着将这个名存实亡的主义继续扛下去。令人无法哩喻的是，来自西方，被人类实践证明难以实现（或暂时不能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某类学者的心目中似乎成了宗教神学，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而同样是来自西方，却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自由主义，为什么就被视如洪水猛兽？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为在东方实践的天然局限而失去它的继续存在的价值，它在今天的西方依然获得应有的地位，并且是真实的。没有人会因为它曾经被人将其与现代专制、独裁联系一起，就不尊重它的学术精神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人们研究马克思，更多是他这位人类政治学者的学术价值，而并非作为一种权力来源的理论依据。或许将来，马克思主义在某个社会要素条件都已具备的前提下，依然可以日出东方——可那是未来时。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身为应该知书达理的学者，竟对大量令人发指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可以做熟视无睹状，如此固执地回避真问题、追求假学问。如今竟然能昧着良心瞎扯宪政的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似乎中国这个半生不熟的社会主义无需宪政便可抵达另一种完美的境界！当然，有一点倒是没有任何虚构的成分：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的确还在唱着《国际歌》。只不过唱歌的人都已成了有产者，而不唱歌或唱不出歌的人们恰恰是无产者，他们最最迫切地需要实现一种宪政，在宪法的保护下获得解放自己、捍卫自己生存的各种权利，避免遭受真正的权贵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侵害。
都说中国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他们将执政的共产党曾有的信仰，完全化解成了自己个体的权与利的追逐。所以，政治改革呼声尽管波澜起伏，但是人家照样我行我素，让人无可奈何！因为，没有国家的权力运作，国民的意愿就仅仅是意愿。而公权力的无边巨大，足以轻而易举地剿灭哪怕是全民的意志，当”公民”被装进“人民”的笼子，这个国家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理直气壮地捍卫个人的权利——哪怕他是一个地位无上的国家主席！

　中国的政治史上也有宪政的零星理想。但是，毕竟专制主义治下的私有制，没能有足够的机会让个人的权利获得声张，即便像孔子那样功绩骄人的帝师级人物，也没能最终享受到一个做公民的资格——显然，不是公民社会的春秋时期，帝王本身也并非公民，尽管享有一切超公民的待遇。可生命财产依然得不到充分的保护，随时也可能被一场宫廷政变所剥夺、所杀戮。今天的王立军夜逃领事馆事件，正好能表明在没有宪政制度下的个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什么职务，多么有权，多么蛮狠，最后也难逃比他拥有更强更大的势力者滥用公权，非法、秘密地追杀他的命运！没有宪政，谁也别想可能安全快乐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