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中国的腐败还有救吗?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方绍伟，一个学术圈“游侠式”人物，近年来，他以“冷酷实证方法论”，批评过国内外众多的大牌学者。这位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虽旅居美国，却时刻关注着中国。他的学术视野很广泛，从他《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制度经济学新视野》等多部著作即可见。同时，他也并不是一个沉溺于学术不问世事的无趣经济学学者，他关切社会热点，以敏锐的眼光，透过各个热点事件去分析其背后的问题所在。最近，他又推出了《中国不一样》一书，其中很多对中国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关于腐败问题的分析。

在十八大前后，结合网络反腐的浪潮，很多的官员纷纷倒下，公众也是拍手称快。但方绍伟认为，这种反腐并未从根源上改变那种贪腐文化与制度的土壤。他也驳斥了一些人从中国经济与腐败“双高”推论出“腐败带来了增长”、要理解腐败，容忍适度腐败等的观点。

制度扭曲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原因

南都：中国为什么不一样？在经济发展方面，您认为是体现在“行政型市场经济”？这个能具体阐述下吗？

方绍伟：在经济发展方面，“行政型市场经济”是一个突出的不一样之处。我们国内的学者用举国体制或家长制等等来描述，道理是一样的。但要注意的是，这种理解已经超越了原来对公有制或国有制的过分看重，因为，问题其实不在所有制上，所有制的结构仅仅是意识形态偏向的一种结果，重要的还是政府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方式。

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可以很开放，但这种开放其实主要表现在商品市场方面，要素市场中的资本、土地、人力，还存在许多行政障碍和刚性因素，所以，用“行政型市场经济”来描述中国经济是不为过的。

许多西方人不理解中国经济的状态，就与他们不能抓住中国经济的行政特性有关。西方人自然只能从他们自己的经验去理解政治和经济，在他们眼里，政治是直线型的，经济则是周期型的，用这两者来判断中国的政治经济就必然出错。中国经济当然不能摆脱周期性，但行政特性使得中国的经济周期完全不同。举国体制这个提法不是随便说出来的，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和需求创造能力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做空中国经济”的西方人可能已经吃了不少苦头了。

南都：您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在于“制度扭曲”，何谓“制度扭曲”？

方绍伟：贫富差距在当下的中国是个大问题，因为做大蛋糕到了一定的地步，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切分蛋糕。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做大蛋糕体现的是一种生产性努力，切分蛋糕体现的是一种分配性努力。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体现为城乡差别、地区差异、行业垄断、寻租腐败、市场分化五个方面。但是，体现在这些方面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只是制度扭曲在不同方向上的结果，制度扭曲才是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原因。制度扭曲一方面是缺乏对自然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进行制度矫正，另一方面是以特定的制度趋势制造了新的收入分配差距。

首先，地缘差别的制度扭曲，包括户籍制度、医教制度、社保制度、征地制度、倾斜发展政策等等，这些制度政策妨碍了均等发展的“趋同效应”，加大了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其次，行业垄断在银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五大国有银行，2011年的净利润达6808亿元，相当于日赚超过18亿元，成为中国上市公司最赚钱的行业；而在银行业里，中间业务仅占银行总收入20%左右，垄断性质的存贷业务，完全成为银行的利润主导。

至于寻租腐败，主要是因为政府拥有太多的审批控制权。生产许可、贸易许可、投资许可、用地审批、贷款审批、税收优惠、利率优惠、特殊商品价格控制等等，特权与市场之间的差价，成了寻租腐败的目标，企业家和潜在企业家的经营致富能力，往往被引向了寻租致富的能力，以至于中国经济走上了靠关系而不是靠创新的发展路径，跑部钱进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最后，市场分化问题，本来是可以通过累进税制和福利制度得到控制的，就像北欧的社会平等模式所展示的那样。但是，由于特权利益和过度的发展饥渴，发展的硬道理压倒了分配，当代中国实际上实施的是一套累退税制和逆向福利制。

南都：那在另一面，贫富差距中的富，很多都是权势者，他们的富裕背后，可能都有着某些不能见光的因素，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原始积累问题。这种能否归结为腐败？

方绍伟：应该是这样。把致富的人分成市场致富和特权致富是有意义的，否则，仇富羡富的对象就会被混为一谈。不当原始积累或原罪问题是存在的，而且问题也与特权致富有瓜葛，但在另一方面，腐败如此普遍，以至于中国纯粹的市场致富已经变得非常稀有了。所以，我特别提出要分析什么不算腐败，腐败在中国存在一个门槛被不断抬高的问题，这在腐败比较研究里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公权软制约及背后文化规则引起腐败

南都：增长与腐败为何比翼双飞？有人甚至从中就推论出，腐败是一种中国的发展动力，腐败推动增长，所以有“容忍适度腐败”的奇论。

方绍伟：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是普遍的共识。如果这样，中国的高腐败为什么却能伴随着高增长呢？直接的原因，要在上面分析的行政型市场经济里找，这就涉及中国政府的公权范围和程度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放权让利一浪接着一浪，但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对经济的绝对控制，这体现在对人财物地、产供销税的全面掌控。权利转让涉及了国有土地和资产，法例管制涉及价格管制、数额管制、质量管制，但这些也仅仅是政府全面经济掌控中的局部。中国政府对经济全局的控制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审批。审批是对人财物地、产供销税所有方面的具体审核、许可和批准。

当人们以为改革前没什么腐败时，改革前的腐败其实只是隐形腐败；当人们以为国有土地和资产转让开始后才有高腐败时，此前的双轨价格其实早就已经制造了大批的官倒腐败；当有人说产权不清和法例管制才造成腐败的时候，产权界定过程、超额租金专有权及其行政裁量、后门交易、等级权利和机会不均，其实都在滋生着大量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