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中国的腐败还有救吗?(3)

这当然意味着说，反腐败非常难，低估反腐败的难度，高估制度治腐的效用，这两者都是轻率的。制度治腐如果真是绝招，印度现在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同样，夸大文化的病根，港、台、新加坡的相对廉洁就无法解释。问题在于找到制度与文化的平衡点。

南都：那这么说的话，在您看来，中国腐败到底的如何解决？或者说有无解决的一天？

方绍伟：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是带病运行的。个体的健康与社会的健康不同，个体疾病不治可能致命，社会的疾病不治则未必致命；个体疾病的要求是治愈，社会疾病的要害是可控。中国社会的腐败已经泛滥成灾，但泛滥不一定是失控。

中国腐败的问题不在于解决，而在于可控。控制腐败必须“制度与文化双管齐下”才行。但是，现实中的权贵和平民，他们可能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制度文化，可他们的实际行为，却往往是以一种特别的分配优势（自己占到更多好处）为目标，而不是以一种抽象或具体的好制度文化为目标，除非他们的分配优势碰巧与好制度文化相一致。

所以，当有人问中国的腐败还有没有治时，最理想的情况是：能起作用的人，突然间分配优势碰巧与好制度文化相一致起来，以至于这个好制度文化不仅对他们好，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的多数人好。在此之前，能够有所作为的人们，其实可能都在混；不想混的人，也可能被制度与文化的惯性所淹没。一句话，在反腐的问题上，制度的乐观主义和文化的悲观主义都是有问题的，我主张的是制度与文化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