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中国的腐败还有救吗?(2)

也就是说，在全能式政府的中国，不管产权是否明晰，也不管是等级权利、产权权利还是法例管制，腐败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权利混淆不清产生腐败，政府划清权利的过程产生腐败，政府划清权利之后的权利维护也会产生腐败。但归根到底，腐败是由公权软制约及背后的文化规则引起的，只要经济权利的分配、界定、交易和维护都需要公权，腐败就必然因公权的软制约的制度文化而存在。

确实有人认为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实，这同说腐败不利于经济发展一样有问题。在中国当前的博弈情景中，问题已经不是腐败有利还是不利经济发展，而是腐败已经根本就无法从经济发展中剥离开来。实际的情况是，腐败与增长相互推动、相互加强，寻租腐败既推动又阻碍经济发展，这也正是“中国不一样”的一种体现。

中国现在的状况是人人反腐败、人人想腐败，所以，腐败不利于发展只是反腐败的口号，因为，当人们不能与腐败的原因作斗争时，人们就只能与腐败本身作斗争，只是，扬汤止沸到头来无法阻止腐败与增长共生。

南都：那种腐败，通过制度的完善，能否克服呢？为什么现实的情况给人的感觉确实贪官越反越多？

方绍伟：“制度决定论”讲了很多生动的故事，例如：几百年前，从英国到澳大利亚的囚犯，海上一路死亡率很高，后来，出发付费改成到达付费，船主的行为马上不同，囚犯死亡率也大大下降。在越南，偷车人受严惩，但偷车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后来改成买偷来的车的人受严惩，偷车问题马上改观。

制度确实很重要，但我的研究发现，制度的运行更重要，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是人运行出来的。在上述这些例子里，微妙之处不是制度，而是制度改变碰巧触及了关键性的制度运行问题，或者制度改变之后制度运行能够更接近于自发落实。所以，更精确的说法是：制度决定是一种制度运行意义上的决定，好的制度设计是能够解决制度运行问题的设计。

贪官越反越多，制度是有问题，但主要是制度运行有问题，好制度没有好运行，制度就是空的，而制度运行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个文化行为规则问题，因为，不可能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能够触及制度运行而自发落实。

南都：您认为官员财产公示等，能够带来反腐的质变吗？或者说，为什么这项制度在中国难以推行？

方绍伟：在中国，官员财产公示的技术难度问题被低估了。我是说，作为一个政治决策，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中央高层的反腐动力是存在的。但是，我担心具体的制度设计不能解决制度运行问题，我们这里流于形式的制度太多了。当然，先推出再完善，也是可行的一种思路，但指望它带来反腐的质变，肯定是不可能的，我们对腐败的文化根底和规模效应往往认识不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近房地产市场的“国五条”不就对策出来假发票和假离婚的问题么？

反腐要找到制度与文化的平衡点

南都：现在一个很值得分析的问题是，腐败已经是一种社会性的问题了，而不仅仅是官场等权力场域的问题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有什么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方绍伟：一个文明的历史越漫长，文明的延续性越明显，官僚制度越久远，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就越强。中国言语里的“无官不贪”，实际上就是对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认识，也因其独特历史和地缘规模而算是中国官僚的文化特色。

在突出官僚制度时还要看到，其实它也只是家天下制度的施政工具。在家天下体制中，赋税、贡品、礼品的界限有时是非常模糊的。由于选官用官在科举制之外还有举荐制，层层进贡的普遍做法就加入了裙带关系的烙印，裙带举荐制的历史其实比科举制的更久远。也就是说，当家天下是理所当然的唯一制度选择时，家天下中的腐败就是一种制度产物，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本能。

在集体无意识里，贪污腐败则完全超越了个人的经验和控制，因为，它是祖先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延续，是一定情况下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他每一个人都会那么做的事情。所以，腐败的文化气场，说的就是一个社会的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分析到了这一层，问题就不是人性贪和替贪官开脱那么简单了；贪官的个人责任逃不掉，但贪官的情不自禁却是一个社会病，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连死刑都威慑不住腐败。

把中国的腐败看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看成一种政治文化气场，看成一种历史的潜规则，这是破解贪官密码的有效途径。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在中国就是“贪官原型”、“关系原型”和“面子原型”的交融。“贪官原型”是主体，“关系原型”是社会纽带，“面子原型”是荣耀、互惠和信任的实质内容。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如此顽固，以至于一旦有权、没约束，不腐败反而不可思议。

南都：那您也认为，腐败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社会稳定策略”，这是不是意味着，真正的反腐败将难以实现？

方绍伟：腐败的“集体无意识”是从文化本能的角度讲的，腐败的“社会稳定策略”则是从文化本能如何在经验中，通过一种理性的计算和选择，从而与意识发生对接的。直观地说，腐败的无意识转化为意识，原因一定是因为“无官不贪”已经从一种文化气场变成了一种社会稳定预期。俗话说，习惯成自然，社会稳定预期是一个社会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自发演化而成的，这就象电视剧《后宫甄嬛传》的台词所说的：“在这宫里，有利用价值的人才能活下去，好好做一个可利用的人，安于被利用，才能利用别人。”

如果说腐败的集体无意识更侧重腐败的生理遗传，那么，腐败的社会稳定策略则更侧重文化遗传。我们可以用中国特色的行车文化或乘车文化中的争先恐后来解读这个“社会稳定策略”。如果有一天，你在上班的路上发现行车和乘车中的争先恐后突然不见了，你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今天出事了”。原因很简单，如果今天既没什么事情，又没什么特殊情况（像什么大活动之前的文明礼让突击），那么，行车和乘车中的争先恐后是不可能突然消失的。这就是“演化博弈均衡”，是我们中国人在亲亲互隐和防生欺生的观念下，经过长期的互动博弈而演化形成的行为均衡或行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