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企业家留下的精神财富

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海内外各界人士踊跃捐款。有些人有热情也有保留，出于“经验主义”，不愿将钱直接捐给官方或半官方的组织，或不愿采取惯用的集体场合“比着捐”，而想采用“直捐”方式。万科的董事长王石要求本公司的员工集体捐款时不得超过10元。我理解他是怕那种传统的单位人捐款方式，对低薪水的员工造成心理压力而形成“逼捐”之势(他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任何人向社会、向社区的慈善组织捐献)，但他的善意没有被网民们体察，结果舆论对他构成讨伐阵势。为了公司的商业利益，他不得不出面向社会“道歉”。由此，我感到我们的社会对企业家很不理解，甚至不乏道德判断上的敌意。就此，我写了一篇《从王石被迫“道歉”想起卢作孚自杀》。

　　卢作孚是谁呢？很多人知道“红顶商人”胡雪岩，却未必听说过这个名字，尽管毛泽东也曾说过中国的“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卢作孚不仅是大企业家，还称得上是民族英雄。1938年中日武汉大会战的后期即9月份，国民政府组织宜昌大撤退，他不辞辛劳40天巧调度，日运夜卸了90%的战略物质入川。这样的抗战功臣，今天你在宜昌看不到一块粗糙的纪念碑。

　　上世纪的这些中国企业家、实业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粗略地归纳一下，主要讲以下6个方面。

1.不耻从商，“实业救国”，做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者。

这里涉及到两点：一是与传统的抑商、贱商观念决裂。选择从商的“末业”，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容闳选择留学是因为家贫而上了不要钱的教会学校，郑观应选择到洋行学徒，那是童试未中之后。而张謇身为金榜题名的状元，却下海经商办实业，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破天荒的行径。第二，与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精忠报国观念相联系，张謇等名登仕籍的人(江苏另一状元公苏州陆润庠也在张謇下海两年后宣布去创办纱厂；咸丰朝老状元孙家鼐命两个儿子在上海办面粉厂)从商，一方面是对朝廷政治腐朽的绝望，另一方面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社会风气的变化，使他们看到了发展工商业于国于民的重要性，他们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状元公”张謇从事工商根本就不是为了发财，他是要实现“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理想。事实上，他也是从居丧守制期间受张之洞委任“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开始做起。

那些没有“功名”的实业家，也是一批“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荣氏兄弟办企业是“事业迷”而不是发财迷。荣德生说哥哥荣宗敬是“大迷”，举债购机器扩办工厂是常事，他自己是“二迷”。1946年4月，荣德生在上海突然遭绑架，起初绑匪开价赎金百万美元。他回答“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诸位这次把我弄来，实在是找错了人，不信你们去调查。”绑匪调查后，将赎金降了一半。他向绑匪要过纸笔给家人立遗嘱，说他兄弟创业艰难，宁可牺牲个人也要保全事业……

卢作孚基本上没有资本，因此算不上资本家，他只是股份公司发起人、创办人、CEO，他家股本占1/2000，股金没分过一分钱红利。

他们中的一些人办企业，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一为国家民族争利益(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当然也有两面性，既是真诚的爱国，也是对抗外国资本竞争的市场营销手段；流氓大亨杜月笙以及虞洽卿等人亦可作如是观)，二把办企业当做改造社会的大实验场。

张謇在家乡南通城办企业，一开始就有推动地方建设和社会改造的志向。他起初名之为“村落主义”；1908年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后，他在南通就名正言顺地推行自治，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治。张謇在当地办企业，大量吸收了当地的劳动力；修“模范路”和周边公路，建公园，搞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同时，办通州师范、办南通农校、南通医专、狼山盲哑学校、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更俗剧场和伶工学社，也办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济良所、栖留所、贫民工场等慈善机关。使南通一时成为全国的“模范县”，南通模式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无锡荣氏兄弟、四川卢作孚等人很大的启发。荣氏兄弟后来在无锡搞“劳工自治区”，并提出以企业为核心辐射建设“大无锡”的蓝图。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也做了这样的社会改造实践。

虽然这些人改造社会的梦想最终都失败了，其原因有国际国内条件不成熟，无自治文化传统，过于乌托邦理想化，扩张冲动太强而力不从心等多种，但他们是一批有崇高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志士仁人则毫无疑义。

2.不耻言利，在商言商，理直气壮争经济自由。

上一条说的是人生道路，选择了从商；这一条说的是如何经商，如何争取一个适合企业发展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环境。人的权利最基本最重要的应该是生命权(免于伤害和恐惧的自由)、财产权和发展权，而经济自由则是三者的合成。

这些现代的企业家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多(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于1902年出版，在当时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些带理想主义的企业家深知，只有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了，才能更多地回报社会，更有力地改造社会。所以，张謇、荣宗敬、卢作孚等人扩张的冲动很强烈，甚至超过了自身的能力。

关于这一条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民国前后一段时间，中国民办企业发展很快，这与清末的新政、“一战”造成的外国资本暂时性收缩，与军阀混战期间的地方自治和中央政府干预减少、全国性的官商垄断势力减弱有关系。换言之，虽然天下不太平甚至兵荒马乱的，但经济自由反而比全国政局安定团结时多一些，类似于思想文化，也是这种时期更活跃更丰富多彩。

另一点就是，一些民族工商业主，在工人被发动起来有了阶级斗争“觉悟”之后，出于对劳工势力的恐慌，寄希望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这也是上海商会在1927年“四·一二”清共事件中支持蒋介石的缘由。但是，孙中山早就说过“中国国民党民生主义，就是外国的社会主义”；蒋介石及其领导的政府，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占上风的国际环境中，也是偏心于支持和发展国有企业的，更何况宋子文、孔祥熙等权贵要借发展国有经济之名谋私利，这让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日渐逼仄。于是，他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南京政府争经济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