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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医生跳槽到民营医院背后：下海歧路
来源：未知 作者：seagull8111 点击:次 时间：2014-06-17
核心提示：同为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疗骨干，周乐今和李易在分别“下海”之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同为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疗骨干，周乐今和李易在分别“下海”之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2010年，云南省心血管专家周乐今，被民营的昆明同仁医院以80万年薪重金延聘，从其供职27年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毅然辞去公职。
早于他一年，该省另一位心内科专家李易，带领20名骨干集体投奔民营圣约翰医院，成为全国公立医院最大规模的人才集体跳槽事件。
但体制之外，并非“美丽新世界”。周乐今三年合同期未满，即于今年年初遭院方毁约解聘，身陷与民营医院的诉讼之中。
而李易在出来一个月之后就后悔了，宣称自己后半生的目标，就是要把自己的整个团队重新带回公职体系。
这似乎与新医改文本所描绘的多元办医格局形成了相反的对比，显然，多元办医格局尚有待通过正确的改革路径实现。
民营爱与痛
最先找到周乐今的，其实是后来与李易合作的昆明圣约翰医院。但在周乐今看来，这家医院的软、硬件都不符合自己的标准；而2010年当昆明同仁医院找上门来时，周乐今的评估是“他们要做百年老店”。
合作之初，他确实体会到了民营体制的好处。投资方对医疗专业不懂，相对来说更重视专家。到昆明同仁之后一年零三个月，一个全新的心血管内科就基本成型，这种效率是公立医院难以想象的。
但他渐渐感受到了与医院管理层的摩擦。医院希望快速回笼资金的想法日益显露，财务总监甚至直接要求他多做介入手术。这和周乐今认可的慢病管理理念背道而驰。
2012年农历春节刚过，周乐今突然被院方解聘。在由他提请的劳动争议仲裁中，院方表示，业务发展滞后，所在科室累计亏损70多万元。
周乐今告诉记者，当初签订的劳动合同里并没有设定经济指标，只是在院周会上提出过。
仲裁未果之后，周乐今和资方在6月底对簿公堂。一审判决结果其不满意，周乐今已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并于7月中旬正式立案。
回想起来，周乐今承认自己当初还是想得单纯，与投资方“理念永远会有冲突”，他给记者打比方说，这就好比小煤老板和大家闺秀，很难谈到一块儿去。
这恐怕是国内民营医院的普遍困境：社会资本相对急功近利。
体制弊与利
李易与周乐今在跳槽失利后的不同反应，源于他们各自看到了体制的不同侧面。“李易只是负气出走，我是早就看透了”，周乐今说。
10年前，正值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在全国开始推行，一部分医务人员的“油水”开始多起来。“科主任的权力很大，院长就更大”，周乐今说。
履职云南省一院心血管科科主任之后，他开始改革，大幅度降低医疗费用；另一方面，他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带领全科人员合理创收，实施分级管理优化分配。
周的分配方案一改以往科室内部苦乐不均的状况，大家的实际收入在整个云南省心血管界数一数二，这极大地调动了每个医生的积极性。
李易则在跳槽之后，从民营医院的视角反观到体制的好处。举例来说，他在昆明医学院的硕士生导师资格很快被取消，尚未毕业的弟子也被转到了其他导师门下。诸如此类的差别待遇都让李易及其团队体验到了深深的失落。
未来的机会
事实上，周乐今也没有低估体制的价值，他坦言：如果没有在体制内熬到功成名就，哪怕没有当过科主任，都不会跳出来。他告诉记者，接受昆明同仁医院80万元年薪的合同而决定跳槽时，“我考虑过，这个水准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如今，周乐今仍然梦想着有一个自己的平台。
赋闲近半年来，不断地有资方找到周乐今，提出资助他出来单干，哪怕“先做得小一点”，500万、800万从开个会所起步。周乐今都谢绝了：他觉得自己无法破解民营医院的普遍困境：资本急功近利，管理人才匮乏。
李易已通过实际行动，很干脆地投了民营医院的否决票：他的第一执业地点已经变更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并重获博导资格；他团队中的6位副主任级别医护人员，则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重新获得了“公职”。
江苏省一位也曾出走又回归的公立医院科主任，对李易团队的行为表示理解；“呆在民营医院技术水平会以每年10%的速度递减”，他说。
同为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疗骨干，周乐今和李易在分别“下海”之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2010年，云南省心血管专家周乐今，被民营的昆明同仁医院以80万年薪重金延聘，从其供职27年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毅然辞去公职。
早于他一年，该省另一位心内科专家李易，带领20名骨干集体投奔民营圣约翰医院，成为全国公立医院最大规模的人才集体跳槽事件。
但体制之外，并非“美丽新世界”。周乐今三年合同期未满，即于今年年初遭院方毁约解聘，身陷与民营医院的诉讼之中。
而李易在出来一个月之后就后悔了，宣称自己后半生的目标，就是要把自己的整个团队重新带回公职体系。
这似乎与新医改文本所描绘的多元办医格局形成了相反的对比，显然，多元办医格局尚有待通过正确的改革路径实现。
民营爱与痛
最先找到周乐今的，其实是后来与李易合作的昆明圣约翰医院。但在周乐今看来，这家医院的软、硬件都不符合自己的标准；而2010年当昆明同仁医院找上门来时，周乐今的评估是“他们要做百年老店”。
合作之初，他确实体会到了民营体制的好处。投资方对医疗专业不懂，相对来说更重视专家。到昆明同仁之后一年零三个月，一个全新的心血管内科就基本成型，这种效率是公立医院难以想象的。
但他渐渐感受到了与医院管理层的摩擦。医院希望快速回笼资金的想法日益显露，财务总监甚至直接要求他多做介入手术。这和周乐今认可的慢病管理理念背道而驰。
2012年农历春节刚过，周乐今突然被院方解聘。在由他提请的劳动争议仲裁中，院方表示，业务发展滞后，所在科室累计亏损70多万元。
周乐今告诉记者，当初签订的劳动合同里并没有设定经济指标，只是在院周会上提出过。
仲裁未果之后，周乐今和资方在6月底对簿公堂。一审判决结果其不满意，周乐今已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并于7月中旬正式立案。
回想起来，周乐今承认自己当初还是想得单纯，与投资方“理念永远会有冲突”，他给记者打比方说，这就好比小煤老板和大家闺秀，很难谈到一块儿去。
这恐怕是国内民营医院的普遍困境：社会资本相对急功近利。
体制弊与利
李易与周乐今在跳槽失利后的不同反应，源于他们各自看到了体制的不同侧面。“李易只是负气出走，我是早就看透了”，周乐今说。
10年前，正值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在全国开始推行，一部分医务人员的“油水”开始多起来。“科主任的权力很大，院长就更大”，周乐今说。
履职云南省一院心血管科科主任之后，他开始改革，大幅度降低医疗费用；另一方面，他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带领全科人员合理创收，实施分级管理优化分配。
周的分配方案一改以往科室内部苦乐不均的状况，大家的实际收入在整个云南省心血管界数一数二，这极大地调动了每个医生的积极性。
李易则在跳槽之后，从民营医院的视角反观到体制的好处。举例来说，他在昆明医学院的硕士生导师资格很快被取消，尚未毕业的弟子也被转到了其他导师门下。诸如此类的差别待遇都让李易及其团队体验到了深深的失落。
未来的机会
事实上，周乐今也没有低估体制的价值，他坦言：如果没有在体制内熬到功成名就，哪怕没有当过科主任，都不会跳出来。他告诉记者，接受昆明同仁医院80万元年薪的合同而决定跳槽时，“我考虑过，这个水准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如今，周乐今仍然梦想着有一个自己的平台。
赋闲近半年来，不断地有资方找到周乐今，提出资助他出来单干，哪怕“先做得小一点”，500万、800万从开个会所起步。周乐今都谢绝了：他觉得自己无法破解民营医院的普遍困境：资本急功近利，管理人才匮乏。
李易已通过实际行动，很干脆地投了民营医院的否决票：他的第一执业地点已经变更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并重获博导资格；他团队中的6位副主任级别医护人员，则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重新获得了“公职”。
江苏省一位也曾出走又回归的公立医院科主任，对李易团队的行为表示理解；“呆在民营医院技术水平会以每年10%的速度递减”，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