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根治中国的医患冲突

如何才能根治中国的医患冲突

2014-02-27 11:04:37


政府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问题本身？

无论是频繁发生的医患冲突，还是“看病难、看病贵”的沸腾民怨，都告诉我们，医改不能再等了，人们已经无法容忍。然而，对于改革的方向，民众依然争论激烈。有一种声音主张，应当加强政府在医疗领域的作用，至少不能削弱政府的角色，甚至有人主张回到计划时代去，对当年的合作医疗等做法羡慕不已。那么，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政府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问题本身？

首先需要追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人痛恨的“看病难”？答曰：医疗资源有限。就拿医生的数量来说吧，中国的人均拥有医生数量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少得多。譬如，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2009年，中国每千人拥有医生人数为1.4，而美国为2.4，英国为2.7，澳大利亚为3.0，意大利为3.5，德国为3.6，瑞士为4.1，挪威为4.2，奥地利为4.7。世界卫生组织前不久发布的2000-2010年间的平均数据与此大体一致(见《世界卫生统计2011》)。

既然是“僧多粥少”，为何不增加医院和医护人员？答曰：因为政府控制着医院的设立审批，因为医护人员的增加要受制于编制。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缺乏想要投资和发展医疗事业的资本和企业家，也不缺乏致力于学习和钻研医学的专门人才。再说了，即使中国缺乏，难道我们不能在世界范围内招商引资和选聘人才吗？事实上，中国医学院校的毕业生每年并不少，但问题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因为编制等障碍进不了医院，转而从事卖药等看病以外的工作，尽管这不意味着他们的收入不如当医生——可能是恰恰相反。

一份研究表明，在2005年，中国有380家医疗卫生院校，当年的入学人数超过85万，同年毕业学生的人数也超过55万。在1998-2005年间，普通高校医药卫生专业的招生扩大了350%，毕业生人数增长了193%。尽管2000-2005年之间医师的储备量增加了157000人，但同期所有毕业于医学和卫生专业的高等院校学生则高达674000人，即使假定卫生人力储备的人员耗损率为每年3%，似乎还有206000名医学院校毕业生没有从事医疗卫生工作(数据引自Sudhir Anand等《中国卫生人力资源：数量、质量和分布》)。这意味着什么？大量的医学人才未进入医院。很多人虽然学习了五年甚至七、八年的医学，但毕业后并不能从事医生职业，医院的数量控制和医护人员的编制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除了医疗资源不足直接导致了看病难之外，还有若干因素起到了加剧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医疗资源的过分集中、特权医疗的盛行等。众所周知，大医院、好医院都集中在城市里，特别是大城市里。北京就有50多家三甲医院，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数量也很多，而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则寥寥无几，尤其是西部地区。对于大量不住在大城市的普通民众而言，看病怎能不难？那些背着行囊在各大医院门口彻夜排队的人，大多不正是来自医疗资源短缺的地方吗？

令人痛恨的特权医疗，更是使看病难雪上加霜。去过大医院的人都知道，很多医院里都有“干部门诊”，专门给具有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看病，即使那里的医疗资源闲置，普通人也无法享用。这不是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么？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既然如此，看病难实属正常现象，看病不难反而不正常。那么，看病贵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从表面上看，看病贵的主要原因是，医生开药太多、检查太多，还收红包。那么，医生为何如此做呢？因为他们的诊疗费用太低，医院主要靠卖药、检查和手术收费甚至红包过日子。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以药养医”。在很大程度上讲，这是政府控制医生和医院收费的必然结果，严重扭曲了医生的动机和激励机制。乍一看，控制医生的诊疗费似乎能够降低人们看病的支出，实际上，医生和医院完全可以在别的方面“下功夫”，结果很可能是，病人支付的全部费用比高诊疗费情形下还要多。其实，即使将医院的所有费用都控制起来，医院照样“生财有道”，大不了完全靠红包或者地下交易生存。背离市场规律的做法必然受到惩罚，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最大的教训之一。

不可否认，看病贵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药品审批和进入医保目录领域的寻租行为，以及特权阶层过度消费医疗等。不少制药商为了获得药品批准或者进入医保目录，不得不施展各种“公关”手段，为此而付出的巨大成本必然转移到药品价格上，甚至在获批之后就生产以次充好的药，毒胶囊不过是一种表现罢了。还有，特权阶层不仅占用了过多的医疗资源，而且还看病不花钱，结果只能是，其他消费者为其买单。中科院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花在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身上。普通民众看病怎能不贵？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想想，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根源不就是医院的行政化、官僚化、特权化、垄断化、封闭化么？为何医疗资源不能根据需求增加？为何民间资本和外来投资不能自由进入医疗领域？为何中小城市和农村没有高水平的大医院？为何医院不是企业而是不伦不类的“事业单位”？为何医院之间人为区分三六九等？为何医护人员要有编制？为何医护人员也有行政级别？为何医生不可以自由执业——象律师一样？为何控制医生的诊疗费用和工资收入？为何不取消遭人诟病的“干部门诊”？……答案一清二楚。在很大程度上讲，医疗领域从未走出过计划时代，正如教育领域一样。如果人们明白中国教育的顽疾，他们就应该明白中国医疗的症结。大量的医生和教师一样，不是致力于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准，而是热衷于升官掌权和头带花翎。这都是权力无边界的结果。

既然如此，医改的恰当路径恐怕不言自明，那就是，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去特权化，走向市场化、民营化、开放化。这当然意味着减小政府的角色，削弱政府的作用，让市场和民间扮演更大的角色。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问题本身。很多人声称，医疗是“公益事业”或者“公共物品”，因而不能降低政府的作用。其实，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讲，医疗基本上是私人物品，谁看病谁付费，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只有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控制等少数事务带有一定的公共性。在这种情况下，让政府控制医疗不仅无效率，而且容易滋生特权医疗，尤其是在一个权力不受控制的社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