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新波：没有医学素养的悲剧(2)

九十年代，在美国的一家医院里发生紧急情况，医生在忙乱中，错将乙醚当氧气给病人输入，造成病人当场死亡。病人家属很不满，对医生提出指控。医院领导出面解释说：这不是医生的错，问题是由于“乙醚接头与氧气接头可以通用而造成的，在紧急情况下医生难免出错，这是医院的管理有问题。”病人家属表示理解，放弃了对医生的指控。通过这个案例，从此将全美的氧气插管接头均换成专用接头。这样，如果医生即使在慌乱的抢救中抓错了氧气插管也无妨，因为那是插不进去的；从此在全美再也没有第二例类似的悲剧发生。
而在中国，将氯化钾当氯化纳进行静脉推注而造成病人死亡的案例，就重复发生过多起。发生后就将药师和护士抓起来判刑。其实，要防止类似悲剧的重复发生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将氯化钾和氯化纳注射液的外包装和安培的颜色和标志作个醒目的区别就行了。但我国就是不通知厂家应作这方面的改进，结果致使类似悲剧不断重复发生。
再次，美国的医疗卫生投入要远高于中国。
从1993年到2003年，美国的医疗开支从9000亿美元增长到16790亿美元，人均开支从每年3354美元增长到5670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3％。政府负担医疗费比例达45.6％，另有36％是由私有保险部门投入的，真正由国民个人“自掏腰包”的费用只占16％(老穷残全免)。这样，即使医疗效果不满意，也不致陷入人财两空的窘况之中。
在中国，以2007年为例，全国卫生总费用达10966亿，其中医疗投入为1418.85亿，其中免费医疗开支270余亿，占总医疗投入20％。从上面的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卫生经费，真正用于医疗保障的仅占卫生总投入的15%。就是这很少的医疗保障投入，其中又有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殷大奎2006年9月16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以卫生人员平均年工资30000元计算，全国卫生人员的年工资为1800亿以上，也就是说，2007年中国的医疗投入完全拿来发工资还差近400亿。因而，中国老百姓不仅要承担全部的医药费，还必须为医疗机构支付至少700亿的工资和公费医疗的开支。这样，中国的普通百姓看病贵看病难也就在情理之中。
再者，美国有医疗风险的强制保险制度，而中国则没有。
在美国，医疗风险的强制保险有两块：一块是医生购买的，专门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一块是患方购买的，专门用于医疗意外的风险救济。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医疗责任保险业务的国家。据估计，美国医生每年大约将1.5万美元用于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大约相当于其工资收入的8％，在风险更高的外科部门这一数字则更高。其实，患方的医疗风险强制保险是无须另行购买的，因为这笔保险费用实际上已经包含在医疗保险金中。如果是没有买医疗保险的人发生医疗事故或医疗意外，也会适用国家赔偿使患者得到救济。所以，在美国无论发生医疗事故还是医疗意外，无须打官司患者都能得到救济。
再再次，美国的民众所受的教育是感恩教育，普遍都崇尚博爱和宽容；而中国对民众实行的是阶级教育，崇尚的是暴力和恐怖。
美国的民众是有信仰的，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教人向善和崇尚宽容的；而中国的民众自小接受的是无神论和阶级斗争教育。人们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连国旗都是用鲜血染红的，挂在少年儿童脖子上的是被鲜血染红的红领巾，即红旗的一角。
什么叫宽容？1991年11月1日，中国留美学生卢刚在刚取得博士学位不久，用左***枪，枪杀了他的两位导师，一名系主任，一名副校长，中国留学生同学山林华博士和一名女学生秘书6人，随后，饮弹自尽。除女学生茜尔森被击中脊椎，颈部以下全身瘫痪外，其余五人全部丧命。枪击事件发生后，在美中国留学生想到的是仇恨，怕遭到仇恨的美国人的报复，一时间不敢上街上超市。但美国人不仅没有仇视中国留学生，反而受害人之一的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在事发3天，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当我们在悲痛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与我们同样悲痛的卢刚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安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美国死者家属们感到，如果我们早一点关注卢刚，悲剧也许不会发生，于是4位美国死者家属将他们的遗产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来帮助像卢刚这样有精神障碍的人。其中就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得到了这个基金会的帮助。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许多中国人当得知这一信息时，甚至被惊得目瞪口呆。
与此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周国平先生。2000年3月13日《检察日报》第6版，刊登了周国平先生的一篇文章《医学的人文品格》。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将发生在医院里的极个别现象说成是普遍现象。他说“现在医院带给我们美好的回忆却如此稀少”，“医院如今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之一。”这是因为周先生的爱女“妞妞”因患有双眼多发视网膜母细胞瘤，不幸早夭。周先生在事后获知，他的爱女所患的这种发病率为1.2万分之一的视网膜母细胞瘤，可能与X光的照射有关时，便断定，妞妞的病肯定与其母在怀孕5个月时，患肺炎后的一次X光透视检查有关(笔者注：其实，现代医学对于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产生原因并不十分明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遗传因素有着的重要作用，约40%的视网膜母细胞瘤具有遗传性，如果父母中有任何一方患有此病，子女发病的机会为1/2。此外，视网膜母细胞瘤基因的携带者发生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危险将增加1万倍。目前，尚没有事实证明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发生与X光的照射有必然关系)。从此，他只要走进医院便“觉得自己是面对着一群野蛮人”，“是一些穿着白大褂的蒙昧人”(见周国平《医学的人文品格》)。于是在他的潜意识里便产生了对医院的恐惧和对整体医生的仇恨心理。周先生自己也承认“我心里还是恨，怎么能不恨呵，有时候杀人的心都有，杀女医生，杀医学博士……”(引《周国平文集》第5卷89页)。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著名哲学家周国平先生尚且如此，那么，普通平民碰到类似的情况，还不真拿刀子去捅医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