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村医困境：竞争不过卫生院 常遇医疗纠纷

作为基层医疗体系的中坚力量，庞大的村医群体却在近年陷入了困境。看病的风险、有限的药品、收入缺乏保障……种种因素令他们难以坚守村庄
原题：无力坚守的村医
今年，是乡村医生石占起坚守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邵家峪村卫生室岗位上的第47年。64岁的他，头发花白，右眼有轻微的白内障。
“(政府)一旦解决村医养老问题，我马上退休，一分钟都不想干了。”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6月20日，石占起作为当地乡村医生的一员，参加了由卢龙县卫生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主要围绕着乡村医生的养老保障问题展开，却最终只给出了模糊的解决期限——“迟早会解决”。“再耗下去，我们就成‘地下工作者’了。”与石占起同行的一位乡村医生蹲在地上，双手抱住头说。
村医们期待着“迟早解决”的时间能尽快到来。但卢水镇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上面没有具体政策的情况下，(村医)养老保障不可能解决”。
对于“上面”一词的含义，该工作人员解释，起码是地市级，比如秦皇岛市。
而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目前全国仅有北京、浙江、江苏等少数地区解决了乡村医生养老保障问题。
昔日风光的“赤脚医生”
那时当上村医并不容易，“得托关系、走门子才行”
随着卢龙县县卫生局召开的这次会议结束，对石占起而言，另一个逐渐到来的日子，对他而言也意义重大。
这个日子，是6月26日。
48年前，也就是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这一席话，后来被称为“六二六”指示。当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卫生部党委提出《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
“赤脚医生”应运而生。所谓的“赤脚医生”，就是走家串户、半农半医的卫生员。
时至今日，“赤脚医生”的名号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而由其演化而来的乡村医生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却仍然在四处奔忙。
石占起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小学毕业后，他师承当地一位老中医。1966年8月，他成为邵家峪村卫生室的一名乡村医生。
据石占起回忆，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当地乡村医生的工资实行工分制。从工分制度上看，与一般人相比，村医显然是份体面的工作。“当时，群众每天劳动得10个工分，乡村医生可以拿十二个工分，每月另加3元工资补助，略高于乡村教师。”
因此，那时当上村医并不容易，“得托关系、走门子才行”。
彼时的风光景象，令几十年后的石占起再次提及时，嘴角仍然不自觉地翘起。
随着农村合作社体制的逐步解体，乡村医生“拿工分”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看病赚钱”。
这一改变，使一部分医术不够火候的村医被淘汰，而石占起却迎来了事业的黄金期。
忙碌，成为石占起形容自己当时工作状况唯一的词汇——不仅要在村卫生室坐班，一旦有急诊，他还得背起药箱，蹬着自行车出诊。
“太忙了，不仅有本村的病人，还有外村的。每天我只能吃一顿正经饭。”他说。
昔日的“富村医”石占起并非孤例
来自江苏省丰县的村医岳增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有一天晚上，我出了7次诊。后来，到人家家门口敲了门，等对方开门时，我已经倚在门框上睡着了。”
值得欣慰的是，忙碌的工作可以换来相应的回报。当时，县里有的医生一个月收入不过68元，但石占起比他们“高得多”。这种差距，使得在面对一些医院的邀请时，石占起也没有离开自己工作的乡村。
然而，石占起等村医的“高收入”，却在2003年戛然而止。
村医陷入“两头空”
不愿意回到村庄的年轻人，难以对村医的工作产生兴趣。在一些地方，不少干了十多年甚至几十年村医的纷纷改行
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和基本药物制度在全国推行，石占起感觉自己受到冷落。
2009年起，各省在城市社区服务机构和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包括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现零差价销售。
此后，村卫生室与乡镇卫生院均配备使用基本药物。相同的药物，让村卫生室与乡镇卫生院展开竞争。
而新农合对乡镇及以上卫生机构报销力度大力倾斜，使得村卫生室在这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村里人到我这儿来看病，一年顶多报销55块钱，可是到镇卫生所就不一样了。”石占起两手一摊，“镇卫生所报销比例是85%，县医院报销比例是80%。”
卫生室原本能凭借“就在村里”的地理优势争取一部分患者，但河南省新密市中甸镇打虎坪村卫生室村医付文娜却发现，“不少村民宁可去十几里地外的药店，也不愿踏进卫生室的大门”。
从2003年起，石占起的村卫生室“门可罗雀”。此前，石占起的收入高于民办教师，如今，他却只能靠田地的收成过日子。
在石占起家的一个角落里，法治周末记者看到了陪伴他数十年的药箱。棕色的药箱下方，是白底红十字标志。打开药箱，里面还装着听诊器和不少常用药。但药箱上的一层灰尘，似乎说明它不常派上用场了。
石占起曾将两个女儿送去学医。如今，女儿们都毕业了，他却不愿让她们继承父业。“没身份、没工资、也没养老保险，怎能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呢。”
法治周末记者采访十几位60岁以上的老村医后发现，他们之中，无人愿意让儿女从事自己的职业。
而另一方面，是不愿意回到村庄的年轻人，难以对村医的工作产生兴趣。在卢山镇，近年还频频发生乡村医生流失现象。不少干了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村医，都改了行。
据石占起统计，卢山镇最年轻的乡村医生，已年逾四十。有数据则展示出一幅更为广阔、令人担忧的图景：全国乡村医生总数为130万，其中60岁以上的乡村医生有三十余万，而30岁以下的乡村医生尚不满2%。
补助少和工作多的双重压力
在一个村庄，村医为应付领导，将丈夫编为“精神疾病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