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村医困境：竞争不过卫生院 常遇医疗纠纷(2)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目前成为不少村医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这一补助也同时让村医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
2009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始启动。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也由起初的每人15元，提高至2013年的每人30元。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规定，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首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并要求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负责挨家挨户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并录入电脑，传输到上级卫生单位。建档过程中，村医承担40%的工作量，补贴额为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的40%。也就是说，每建一份健康档案，村医可获补贴12元。
于是，已过花甲之年的石占起，开始学习电脑录入。在他摆放着1980年代旧家具的屋子里，一台崭新的电脑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几经周折仍然“赶不上时代”的石占起，只能负责将村民的信息统计起来，再雇年轻人帮他录入电脑。
另一方面，本应成为村医收入来源的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却没有落实到位。
多名村医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本应拿到每份健康档案12元钱的补助，却在实际中大打折扣。村医岳增虎伸出一根手指说：“有时候，建一份档案只有一块钱。”
有村医对记者说，公共卫生补助经市级、县级卫生局、乡镇卫生院，最终下发到村医手中，但没有人知道，缺少的补助款最终流向何处。
与拿到手的建档补贴不匹配的，是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要求带来的工作压力。
《规范》中提及基本公共卫生建设的11项内容，即：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预防接种、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
“比如，65岁以上老人每年两次体检；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每3个月一次体检；对孕产妇定期送叶酸……”石占起一一解释。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一份完整的居民健康档案包括4张健康体检表和一张个人信息表。其中，不仅有体温、心率、血型等基本统计信息，还包括家族史、体育锻炼频率、生活方式等统计。
被乡镇卫生院“抢走生意”后，石占起有了相对充裕的时间为村民建立健康档案。与石占起相比，村医付文娜却为建档叫苦不迭。
“每做一个健康档案至少40分钟。白天看完病，晚上在家做档案。”付文娜说，这是她每天的工作内容。
《规范》要求，健康档案建档率、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均作为村医的考核标准。若建档率达不到当地要求，村医能拿到手的补助将相应扣减。
“最近，上级领导进行村里人口中精神疾病患者的随访。我告诉领导，村里没有精神病患者。可他们不信，说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没有认真统计。”这让付文娜哭笑不得，“我只能编。可编谁呢？最后只能编自己的丈夫(是精神疾病患者)。”
由于农村人口流动量大、流动频繁，不少村医根本无法完成100%健康档案建档，只能通过造假，应付检查。“很无奈，也很普遍。”
与付文娜相邻的村子的村医，还因造假，闹出了笑话。“在他负责的健康档案里出现一个男人得了宫颈癌。镇卫生院院长跟大家说，‘你们编得真实点，男士能得宫颈癌吗’？”
“不敢看病”的村医
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至今仍作为不少村医的“老三样”，数十年来未曾更新
村医的困境还在于：一边是病患的流失，一边是接二连三出现的农村医疗纠纷，让村医“不敢给人看病”。
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灰山港镇甘泉山村村医许礼广的医疗事故，就成为了包括石占起在内不少村医的“前车之鉴”。
今年6月1日，甘泉山村一位颈椎病妇女来到卫生室，按照前一天的处方，许礼广继续为她输液。但不到一分钟，患者的眼睑、嘴唇开始发紫。随即，许礼广为她采取急救，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他最终还是没能挽回患者的生命。
在当地政府的调解下，许礼广赔偿了21万元。据了解，这是该县目前为止医疗纠纷的最高赔偿金额。此后，许礼广离开了村卫生室，外出打工。
对此，民间公益组织“善医行”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医院的医生在发生医疗纠纷后，医院会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而乡村医生发生医疗纠纷后，这个责任大都由村医独自承担。解决的方式多是‘私了’，通过法律的途径并不常见。”
“因为村医们治疗的疾病往往是常见病、多发病，所以农村医疗纠纷的发生频率低于城市里医院的医生。但是，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对乡村医生的打击则重于一般医生，因为村医治病缺乏保障机制，一切风险需要自己承担。”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马文芳是全国模范乡村医生，长期关注村医困境的他，曾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据了解，青霉素是常见易过敏药物，用前需进行皮试。皮试虽使用小剂量药物，但对过敏者来说，已是极大的威胁。
“一旦产生过敏反应，必须马上输氧，打强心剂。”石占起解释道，“可是村卫生室哪来的氧气罐呢？”
马文芳也提到，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至今仍作为不少村医的“老三样”，数十年来未曾更新。这种情况下，即使村中不乏留守老人、儿童病患，不少乡村医生也不敢出诊，亦不敢接诊。
“只要不是普通感冒，我就推荐他们去镇卫生院看病。不是不会看，是不敢看。”村医索华岱说。
今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一份涉及乡村医生的建议。他提及，“乡村医生医不像医，农不像农，身份问题亟待解决”，并建议将村医纳入乡村医务人员编制。
谁来接班
湖南省一名村医在接受当地卫生部门培训时发现，“就是吃吃饭，合个影”
就在各方逐渐对乡村医生投来更多关注时，一些村医在公益组织的引导下，参与民间培训，并在网上建立了QQ群、微信群。有时，针对患者症状，他们会在网络上发问。而这些问题也通常能很快得到反馈。
但让不少村医困惑的是：有时，一个有关疑难病症的发问，却得到多个版本的解答，他们只能等待权威医生对此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