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十四]:当病人成为医生(2)

成为了医生的她怎么想？

“我遇到的病人塑造了我日后成为什么样的医生。我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我不仅知道身体出了什么毛病，还知道对有毛病的身体背后的那个人意味着什么。”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病了，你最后想听的才是你医生自己的问题。”

“我能把我自己的病人经历反过来用,我对待病人就象我自己怎么要求医生对待我那样。这种经历，更有助于我和病人的交流。”

因为她是病人，因为她生病时与不同医生打交道的经历，让她知道对病人来说医生表达关心和爱护，和医术一样重要。这点似乎和《心灵点滴》的主人公不谋而合。有时，她在输液室里会听到身边那些病人如何小心地用医学书以外的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疾病，只为保存一点尊严而已。

虽然医生屡屡警告她时刻会有可能得淋病瘤的风险，她还是选择了去白血病和骨髓移植病房实习。这段实习生生活让她知道了，即使一个病人没救时，待在他身边也是一种莫大安慰。让一个病人在离开时少一点寂寞，本身就是件有意义的事。她对这种“安慰”的作用也许理解得比任何医生都深刻。她曾经诊断过一个肺癌患者，她对病人说：“如果你有什么顾虑或者家人有什么问题，下次就诊时可以一起来。结果下次来就诊时，我数了数，他总共带了——27个人，挤在我狭窄的办公室里。”就象那位著名Trudeau医师的话：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人们称她是“彻底理解这一行的人”，带着病人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这位先天免疫缺陷的女医生，以非一般的方式深刻理解着贯穿着凡人生命的疾病、恐惧和无常。

作为病人，“我不知道未来什么样，但因为我病得够久、脆弱得够深，这种来自肉体的方式，让我知道我必须珍惜眼前每一刻……我经常想到我会死，而治愈死亡的唯一方法是活着。”

作为医生，一个记者曾经去她工作的医院采访。在挤满了人的医院输液室里，她正在输抗体和干扰素。她不经意地玩着静脉点滴电子控制器。那天她不当班。但就在这天早晨，她刚给医院的皮肤科教授和住院医们讲过一个65岁女病人的病历，希望同事们能帮助找到更有效的治疗建议。这位病人患有慢性下肢溃疡，正在做透析。她说：“病人一大早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可以想见有多疼。”而记者感叹道：我们可以想见的是,Jamie Weisman多么热爱她的医生这一职业，就在自己要治病的这天，她还努力想给病人找到更好的治疗。



人的免疫系统就好比一个国家的国防，时刻抵御外来病菌的侵犯。虽然她因为免疫系统的缺陷对外界病菌易感，但在老练医生们中间普遍流行的淡漠始终没能感染她，她保持着敏感鲜活的心灵。她经历了医学的好和坏，她站在医生和病人的墙两边来回转换着角色。这些独特的经历使她在2002年写成了《一个病人－医生的札记――当我活着并呼吸时》（As I Live and Breathe: Notes of a Patient-Doctor），并赢得了Oprah和ELLE杂志的读者奖。人们说，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弹性的生存者的智慧，一个带着“病人”和“医生”的双重身份的思考。
因为Jamie Weisman站在医生和病人的墙两边来回转换着角色，她不同于那些只站在一边的简单思维者，所以我们能看到她在思考医学和生命时，迸发出的更闪光的智慧火花。在她的书中，她不满足只是一个叙述者，不满足于仅仅描述自己的多少有点奇特并且罕见的经历，仅仅是开始、发展、高潮以及可能的结局。她几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生与死的较量中，也几乎每时每刻，她都在做着更深邃的思考。除了独特的经历之外，她还试图告诉我们的是——

世界没我们想像的那么糟。

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感恩每句亲切的话语，每次仔细的检查。

还有，要知道“控制疾病不是件容易事”。

还有，“疾病普遍存在，并最终获胜。我们会失败这是当然的事情，死亡最后获胜。当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就知道我选择从事的职业是一个注定——美丽的、荣耀的失败。”这些充满了弹性的思想，肯定有一部分来自以下对她影响最大的医生的经历。



由于身体里免疫系统的无力防备，她的腮腺反复感染(腮腺是人体内最大的唾液腺)。在她二十五岁时，左脸肿块肿得柚子那么大。在中心火车站，一个小孩指着她，卖票的吓得倒退一步，问她是不是得了腮腺炎。大部分医生都对这一肿块无能为力，说它紧*面神经，切掉肿块的危险太大。他们大多扔给她相同的建议：慢慢去适应带着这种畸形一起生活的现实。

“我不再照镜子，我不让任何人照相，我把脸藏在一堆头发里——不梳马尾，不用发夹。我不去聚会，喜欢和狗为伴，拒绝和人交往。他们一旦发现我那张奇怪的脸，就不再说话，疏远地保持着距离。”带着这肿块一起生活，意味着最终疾病处在了上风。

最后她遇到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头颈外科医生，这位医生对她说：“我能切掉你那个肿块。确切地说，我必须切掉。你这么漂亮，我们必须给还你一张原来的脸。”“那一刻，我爱上了他。”她说.手术很顺利，只是偶尔笑起来会不太自然，这是手术唯一的记号。“他是我的英雄，他触动了我，触动了我的血液和肉体，治愈了我。他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拯救了我。”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她，一个艺精的医生能赐给病人一个正常生活机会，这更坚定了她做医生的决心。

只是几年后，当她在医学院上学时，这位还给她正常音容笑貌的年轻医生，却被诊断得了一种快速生长的脑肿瘤，不久离开人世。

在走向消除医生和病人之间围墙的路途上，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也许是先去读读这些在墙两边来回轮换角色的故事，听听他们怎么说医学，怎么说病人，怎么说生死。他们也许是命运安排的“换位思考”的最佳发言人。对付那些各执一词、矛盾激化的尴尬局面，他们的观点也许是最好的武器。它们是我能想到的在这一关系中最开放最包容的观点，它们里面隐藏的因蒙蔽而黑暗的旮旯也最少。虽然，“疾病普遍存在，并最终获胜。死亡最后获胜，我们会失败，这是当然的事情”，虽然医生这个职业“是一个注定——美丽的、荣耀的失败。”我们作为人的有趣之处，在于在到达终点的过程中，还能主动去做点什么。比如，罗森邦医生告诉后辈“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所看的角度完全不同”。比如，Jamie Weisman说“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感恩每句亲切的话语，每次仔细地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