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十二]:现代好医生和濒临绝种的牛医生

我们作为病人，也开始顺应、配合现代好医生的潮流了，那就是——少废话，手术见，病理结果出来真相大白，两不相干，两不耽误，医生和病人都服气。再也没有一个医生愿意站出来说：“手术对病人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吧。”因为没有一个病人不是带着防备、怀疑而来。　
<--医生向病人要人情味



这样的情形不只发生在美国的胖子们身上，平时和国内医生聊天时，他们会提到干这行最大的压力，就是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这样的关系使得他们首先本能地保护自己，在面对病人时那份压力如影随行。这时，医生和病人的情感关系，面临着彼此防范的尴尬境地。

和世界各地的权利觉醒运动一样，中国病人也开始领会到《世界人权宣言》中说的“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的真正含义。因为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专业知识上的不平等，病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于脆弱不利的地位。在民权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冲击下，病人越来越希望能在不平等的处境中，得到一种对自己脆弱地位的保障，得到自己感觉受尊重的、公正的服务。如果，这种服务出现了偏差，他们开始寻找有力的手段捍卫权利。这些手段有的是告到医务科，有的是告上法庭，还有的可能更直接鲁莽，比如冲上去打医生一顿。

前面提到的那位半夜接病人电话的专家，在跟我聊起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时，讲了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

“有一年，我们医院被病人告到了北京，因为我给这位病人会过诊，也被拉过去打官司。一个在医院肾内科住院的小女孩，病情危重，我去会诊，觉得可能是狼疮肾。我们合力抢救了三天三夜，总算度过了危险。半年后病情稳定，有一天她又去另外一家医院就诊，一个医生对她妈说：现在看是肝豆状核变性，根本不是狼疮肾。她妈听了，就转过来起诉我们，先是在上海打官司，后来不服又告到北京。

“我是拿着国际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诊断标准去北京的。当时的情形完全符合诊断标准，我们还一一核对了病历记录。看见她妈我就气。当年，为了抢救她女儿，我们累得精疲力竭，要不是我们果断地决定激素冲击，可能小女孩都过不了那一关。经过激烈的辩论，法官判她败诉。”

这位专家提起这事依旧难掩气愤：“说实话，这样的病人是中山狼，这种医患关系几乎就是农夫和蛇的故事，让人心寒。”



现在的我们身处舆论环境，见于报端的是各种各样的揭露社会弊病的报道，触目惊心。

不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站，我们会经常读到归类于社会新闻的医疗事故报道：手术器械遗留腹内、误诊、漏诊、用药不当、手术致残……这样的报道读来，挑战着我们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的脊梁一阵阵发凉。身为平凡的小人物难以掌握暴露的大环境，让我们忧心忡忡。最近的媒体似乎还不止于此，又添了项喜欢断章取义报道“危险食品”的爱好：苏丹红、龙井茶、过量甲醛的啤酒……挑战着我们的化学知识和医学知识。不仅如此，前几天我还收到一则巨长的短信，显然是短信写手所为，其中说：

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象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象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象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象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