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十一]: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

在美国，似乎医生的至尊地位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还不够。雪上加霜的是，有一拨专门做医疗诉讼的律师，会在第一时间联系病人，劝病人打官司，不放过任何一个打赢官司给自己挣钱的机会。　
<-- 在美国做科研时，我的老板是个犹太人。他有个好玩的姓Poncz，谐音和中国字的“胖子”近似，我们于是都叫他“胖子”，他也欣然接受，我们也赫然在实验室手册上用中文写上“胖子实验室”。

看得出，胖子很以他的实验室为荣。胖子是个血液内科医生，他的教育背景可以说是正规出身，一路辉煌。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念完本科之后，他读的是多年来一直排名靠前的宾西法尼亚医学院。但是，我发现在他四十多岁时，他却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了实验室。每个星期他只有一两个上午，戴着领带衣冠整齐地去看门诊，其余时间则是穿着牛仔裤后袋插着钳子之类的工具在实验室转悠，询问试验结果，当然大部分是关于DNA和RNA。

在我读大学时，有许多人对我们说：在美国地位最高的是医生和律师。但这个局面从九十年代起，显然已经受到社会价值的冲击，开始发生变化。我们问过胖子，为什么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科研上。他摸着为数不多的头发，颇感苦恼地说，你知道吗？现在在美国做医生很难，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很难处理，医生的压力确实很大，我得随时准备好——找律师。“其实我很喜欢做医生，我父母当初从以色列的大屠杀逃来美国，艰难求生，多么希望我日后能做个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医生。”他无奈地追述着渐渐远离他的医生梦。

不光是胖子一个人，同系的几个胖子的好哥儿们几乎也是一样的感慨。我们实验室对面的一个老板，也是原先历经医学生的艰难困苦，希望自己日后能做个出色的、有地位的、受尊敬的医生。但他后来当医生后，撤出，辗转多个行业，试图找个呆着比较舒服的位置。他做过医生，去过大型制药公司，咨询过药物专利，然后又折回了医学院，一心干起了实验室科研。原因也是——他觉得美国的医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被病人告上法庭。每次聊起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们都是一脸无奈的表情。



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那堵墙，似乎越筑越高。进入民主社会后，作为“弱势群体”的病人，权利感开始觉醒，他们开始要求权利。在《世界人权宣言》中，这么写：“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对于通常方法不能解决的权利，病人开始转而用法律来解决。“温暖的人情”，这一说法既在现实生活中难觅踪影，也在理论上被抛到脑后，因为它不是写下的白纸黑字，不能用可衡量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1999年，同样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发生了一起基因治疗的诉讼案。这场诉讼案，几乎在一夜之间轰动了全美，轰动了整个世界。事情发生的当时，正是基因治疗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基因治疗又有“分子外科”的美称，因为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如同给病人体内出错的基因做一次分子手术。我后来去宾大做的就是这一“分子外科”方面的课题，也在许多场合碰到了这场诉讼案的主角——James Wilson教授。

我的同事指着他的背影，不无惋惜地告诉我，这位大腕下半辈子就这么给废了，其实当年死的那位小孩，究竟是不是Wilson的错误，很难说，但他一直在风口浪尖上，所以肯定先拿他开刀。

听说，宾大早在1993年就高薪引进了这位James Wilson的教授，意在让他在宾大领导基因治疗的研究，让宾大在这一热点领域引导世界潮流。此后，果然不负众望，宾大在基因治疗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