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十二]:现代好医生和濒临绝种的牛医生(2)

作为病人，因为本身不具备判断医疗过程正确与否的知识，我们往医院里一站，就立刻成了弱者。因为是弱者，我们更强烈地希望能找到有力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让强者无法或者尽可能少地侵犯我们的权利。还好，我们起码还能知道衡量结果，起码还知道医生的服务态度，这时，法律似乎是弥补这种“弱势地位”的唯一的可靠保障。我们也看到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的效果——在与医疗事故的斗争越来越正规化、法律化的过程中，医生们被拧紧了那根叫“责任”的弦。虽然有的是被动拧紧，有的是主动拧紧。不管怎么说，在“医为仁术”已渐渐失去它的道德土壤时，这种斗争，具有了某种可以量化的、可衡量的、积极的意义。

但我们依旧不能忘记人情味。只是这回，是医生向病人要求的“人情味”。



现代好医生和濒临绝种的牛医生



一位朋友的乳腺外科经历，在我看来，是一例绝好的讨论医生和病人关系的题材。这题材的丰富性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医生冷漠病人、病人埋怨医生的反面题材，也不是医生爱护病人、病人感激医生的正面颂歌。它也不同于社会新闻栏中那些免不了夸张新闻点的医疗报道，那些作者试图只用一件事情来说明一个武断的结论。相反，这位朋友的经历高潮迭起，峰回路转，一波三折，插曲横生。因为这样，它给了我们更多向深处进军、思考的可能。

这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大半年前，她最初去看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这位身材高大的专家曾在给我们上课时，颇有气势地大臂一挥，用他的潮汕口音激昂地说：“中国妇女乳房被一刀掀去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还用科学的口吻说：“中国有一半妇女的乳房都经过我的手——触诊。”我们每个人在实习时，都会抽空安排出时间，特意跟着他出回乳腺外科门诊，看看他是怎么用自己的手感诊断普天下妇女的乳房是正常还是出错的。我的朋友看的正好就是这位专家。他告诉我朋友说：“没事，乳腺增生，回去喝我配的这种中药，三个月来随诊一次”。他说的这剂中药，我们当年在跟他出门诊时也见过，他当时得意洋洋地说有药厂出一百万买专利，他没卖。“那些商人！”他用轻蔑的口气这么评价。

我跟这位朋友吃饭时，她就掏出这么一袋中药，管餐馆服务员要水，冲开喝下，脸上露出痛苦难挨的表情。这样过了半年。中间去看过一次老教授的门诊，他依然是原话：没事，回去继续喝我配的中药。



有一天，我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听起来语气焦急，她说刚去做了个B超，说B超单子上面写着：乳腺肿块边缘不清，血流丰富，怀疑是恶性肿瘤。我在电话里大叹：“不会吧？一双摸了中国大半妇女乳房的手，也会有错？”朋友心情极其低落，我陪着她沿着马路走了半小时，一路上哀叹的都是老马失蹄，让他给耽误了病情。“一个大兴庞各庄的农民，种了两年的西瓜，都能随意一拍能知道瓜是生是熟。你说，一个摸了几十年乳房的医生，是良性还是恶性，摸不出来？”朋友这么问我。

她转天拿着B超结果去看老专家。老专家仍然坚持说：“目前很难说是恶性，相信我这双手，再去找个高手做B超吧。”

我安慰她说：“B超结果也确实是做的人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可能不同的。我实习的时候，主治医生看B超时都得先看看谁做的。碰到一些平庸的名字，基本得重新请高手做一下才算。咱们先这么想，心存点侥幸吧。”朋友找到了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第二份B超结果居然是：边缘欠清，血流不丰富，乳腺增生，建议随诊。

两份结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无措，不知道信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