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九]:无法重燃的温情

因为科学的发展，原先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已经在短短几十年内，猛然切换成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几个或是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我们进了医院，就变成了一架盛着出错零件的机器。我们上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而对于医生来说，这零件不管来自张大民还是李大卫，都是一个样，他只管维修，就像汽车维修站的那些技术工人一样。　
<--无法重燃的温情



冷漠背后



George Sarton，被后辈尊称为“现代科学之父”。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注意到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可能是医生人情味的丧失，医学在向前走的过程中，迷失并陶醉在纯技术的世界里——如果不及时纠正，有可能就付出了人文丧失的代价。“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的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现代医学。George Sarton几乎靠一本巨著就够立足千年。他的一本《科学史导论》影响了后来许多人，“现代科学之父”的荣誉也非他莫属。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是个什么概念的时间？其时，世界上第一台ENIAC电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明的青霉素，作为人类治疗细菌感染的第一个武器粉墨登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挽救了大量美英盟军伤员的生命。而卡介苗和链霉素在四十年代横空出世，人们畏惧多年的结核病终于得到了有力控制……科学挥舞着大臂，指点江山，改变山河，一派繁荣景象。

但Sarton怀着人文主义的最终关怀，并没有被眼前热闹的科学浪潮所淹没，他果敢甚至大胆地描述了科学发展可能带来的冷漠，人情味可能会因此面临枯萎和消亡：“技术专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问题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于是在他心中可能滋生出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平静、冷漠，然而是可怕的激进主义。”

一针见血的预言，正扎在医学这一门时时需以人为本的科学的敏感伤口上。





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



妹妹小何最近因为时常发作的腰疼，决定去医院看病。她问我意见时，我说如果你能做到不厌其烦的话，那么你去吧，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你在当天肯定得不到医生的结论，因为这年头，肯定是一大堆检查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