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十]:治病时代到来了，治人时代远去了(2)

DNA水平。此后关于生命的故事，绵延不断。

我去美国的时候，已是DNA双螺旋理论诞生四十多年后。象每一个在美国做医学基础研究的人一样，我所做的研究成天几乎无一例外地围绕DNA打转。这样的DNA对话氛围，甚至被国内新东方“签证泰斗”徐小平巧妙地运用在签证实战案例中：一位国内学生物的博士要去美国做基础研究，但英语口语极差，徐老给他支的招是告诉签证官：我去美国是和DNA对话，而不是和人对话，而以我的教育背景和实验技能，和DNA对话起来我如鱼得水。

有天傍晚，一位在宾大混了多年的同事告诉我，今晚在费城图书馆有双螺旋结构发明者之一James Watson的讲座，去不去？作为一个不知不觉间已和DNA产生瓜葛的研究人员，我很想去瞻仰一下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容貌。奇怪的是，在看到这位DNA双螺旋画家的第一眼，我激动了片刻，但随即，我陷入了一股对眼前所从事的研究的质疑。

眼前这样以和DNA对话为荣、而非与人对话的大环境，正在暴露我们纠缠细节、拘泥细节的毛病——我们在细节的针脚上一针一线地斟酌，整个画面对我们来说不再重要，或者说，这画面信息量太大以致难以全盘掌握。

而现代医学最得意的莫过于——无限开放式的发展，永远都在累积，永远没有收口。因为认识层面的不断深入，可供研究的细节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越来越纠缠于局部，而忘了最后基础医学研究是为了服务于做为整体的“一个人”。疾病似乎和病人分开了。医生们变得更热衷于追寻疾病背后的生物原因——技术层面的原因，细节层面的原因。比如一个感染的病人是什么微生物在捣乱，一个癌症患者他的肿瘤细胞在显微镜下长什么模样，他的基因组在哪里发生了错误。在这样追究生物学病因的过程中，那个感染了微生物的病人，似乎倒反而没有病因那么重要，那个基因发生变化的癌症病人似乎也没有变异的基因来得更重要。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被这些挡在中间的东西给分割了。

医生就这样“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他们越来越自负地认为只要解决了技术上出错的原因，就是病因，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医生开始更多地治病而不是治人。疾病背后那个特定的病人，反倒似乎不再重要了。在医生眼里，病人就是他医生职业机器上可以彼此互换的齿轮，没什么两样。他们尽管有的医术高超，但只看到病人身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个男病人去泌尿外科看病，医生直奔主题：“脱下你的裤子，让我看看你的前列腺。”摆在他面前的病人，只是盛着一堆毛病需要他治病的容器而已。

如果你站在一个上了规模的医院的门诊，仅仅看内科，你就会发现有心血管、呼吸、肾脏、消化、感染、内分泌、风湿免疫……这么多门类的科别。这样细密的分类在一百年前绝对匪夷所思。医学的分工越来越细致，“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但范围却日益缩小”。因为一个“腰疼”，我们要转遍妇科、肾科、泌尿外科、骨科，面对四个不同训练背景不同主张的医生。只是因为每个医生只关心我们身上的某一个器官系统。一个病人，如果她身上有不同系统的毛病，象朋友的妈妈，既有高血压，又有消化道肿瘤病史，这时，她去看病时只能一个科一个科地转着看，象我跟朋友说的那样，无奈地“采用排除法”。事实上，我们似乎再也无法回到那个一个医生一个病人的时代了，情感因为失去往日的专注而趋于冷淡，于是我们简单把它叫做一种“冷漠”的关系。



虽然